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农业生产内容很不丰富，在“以粮为纲”的政策指导下，潮汕大地数百万农民为了土地多长粮食而忘我地劳动着。为了土地的丰收，农民们千方百计夺取肥料。汕头是他们的一座肥料库。汕头市的市民，也多年被卷进积肥的热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农业抓得很紧，提出了“以粮为纲”、“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工农兵学商，大家来办粮”等口号，上世纪50年代还出台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方针”。“八字方针”进入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进入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入小学生的课本。
农业是国家的命脉，肥是农业的保证。从旧社会延续下来，汕头市区的粪土，一直是商品，是紧缺物资。据《汕头市市区环境卫生志》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汕头市环境卫生工作经历了改进、革新的过程……由于环管处认真贯彻市政府解决农民进城积肥问题的决议，积极组织粪肥供应邻近各县及市郊，产量逐年上升。60年代比50年代增长3.2倍，70年代又比60年代增长1.36倍。”供应，是要钱的。据同一志书记载，“1952年8月至1981年4月，公厕肥每担（60市斤）0.2元，1981年5月以后，调至0.15元（此时起的粪土逐渐滞销，很快就退出商品领域）；马桶肥每担从1952年的0.15元至1965年升至0.24元。”同一志书又载：“1949年起，市区垃圾均由清洁工人清收，由卫生工人合作社以每百担12元售给农民……”1980年以前，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工值每个工0.5元左右（农民强劳力每天记一个工），而城镇工人月薪普遍30多元，以此工资指数比对，粪土的价格可不菲哦。
自解放至1981年30余年间，汕头市区的粪土都由专门机构统管，那么，市民又如何参与积肥支农的活动呢？
积肥，是中学生必修的劳动课
“文革”期间的“老三届”初、高中生，现在绝大多数人已进入花甲之年，我相信他们中的多数人应该还记得积肥支农之事。那时的中学生的学业，每周有一个下午上“劳动课”。劳动课的课时大概一半下乡下厂劳动，一半积肥支农。我当时就读的汕头市第七中学与浦人民公社西大队挂钩，学生积的肥就支援他们，挑到社会主义大道堆积，具体地点大概在现在的大学路消防指挥中心。每到积肥的日子，班里的劳动委员最辛苦，他必须第一个到场，负责验收，登记各人的斤两。各人积肥的斤两，作为劳动课成绩的主要考评标准。
我们积的是土杂肥，也即垃圾。环管处对居民生活垃圾没有强行收取，因此每到积肥日，我们就会提前对家人千叮咛万吩咐：“我要积肥了！这两天的垃圾不要倒掉。”如果一家一户的垃圾还不够，就向邻居讨来凑。最怕的是左邻右舍几家人都有孩子在同一个日子积肥。听我的同学小宜讲，他那座楼住着6户人家，共有8个中学生同时于星期三下午积肥。捷足者向邻近楼的街坊讨，后到的小宜讨不到，只好拿起扫帚从三楼扫到楼下，再扫左近几栋楼的门前才勉强扫到一畚箕的垃圾，加上家中积蓄的烂菜叶，凑成了一担支农肥。更后到的小旭，扫了整条小巷，才扫出劳动的成绩。
“积肥，是居民改造思想的好办法”
1958年的一个夏日，安平区万安街道上永平居委会的主任召集一班家庭妇女开会。我好奇地蹲在外圈“听热闹”。主任说：“后天晚上我们居委会要支农积肥，每户要出一桶屎，两户合作，轮流挑到珠池肚。积肥，是改造你们这些人思想的好办法，你们整天无事做，在家吃闲饭。如果不积肥支农，你们能知道农民种作的艰难吗？”一个家庭妇女当场与主任顶嘴：“不是我喜欢在家吃闲饭，是你们不安排工作给我。”这名顶嘴的妇女不久被划成“人民的敌人”，罪名是“不满现实，破坏积肥运动”。
居民积肥，并不像学生一样是经常性的，一年有几次。有时要求积土杂肥，有时要求积粪肥，也即是家中马桶的粪便。家中马桶的粪便，是环管处每天派人推着特制的圆柱形的收粪车（汕头人俗称为“倒桶车”）来收取，然后直接运到环卫专用码头卖给农民（各县农村人民公社按计划分配量向市环管处购买“粪肥票”，根据环管处的通知开船到码头等候，凭票买肥）。如果居民要积粪肥支农，当天的马桶就不能让环卫工人倒。但是环卫工人的粪肥收不到量，就无法向农民兄弟交代。这就发生了矛盾。环管处的人挨家挨户，以强硬的态度要求居民交出马桶粪，居民则拿居委会的积肥通知当令箭。相持不下。关键时刻居委会主任却躲起来了。最后一位“智者”出来调停，他请居民们把马桶提出来，让环卫工人只倒去三分之二的粪肥，余下的，兑水凑足量，聊以完成支农任务。
积肥，“工农联盟磐石坚”
在1950年代末的“全民诗歌运动”中，双和市场里辟了一个诗歌栏，其中有这么一首诗：“歌声嘹亮红旗扬，积肥支农意深长，以粮为纲是国策，工农联盟磐石坚。”
当时双和市场的商业职工的积肥支农活动，都是经过精心策划，行为壮观。事先，要制作一批彩色三角小纸旗，支农者人手一面，小彩旗上写着“工农兵学商，大家来办粮”、“贯彻农业八字方针”等内容的标语。我父亲的毛笔字算可以，他就参加抄写工作，另一位挥毫的，是水产商店的马叔。到了“文革”他们竟因此而被批斗，我父亲被说否定阶级斗争，写出“以粮为纲”的旗子来打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最高指示。我父亲只读过一年半书，可算是半文盲，但当时却说出一句很高水平的话，让“革命者”无法对他继续批斗下去，他说："以粮为纲"也是最高指示呀！”马叔的情况就不大好，他的同事藏着他把“各行各业，支援农业”错写成“各行各业，支援商业”的旗子，“罪证如山”，他无端吃了不少的苦头。
肉菜副食品市场是生产垃圾的重要所在，因此这个部门积肥的优势就是肥源足且质好。经过数天的准备，市场头堆起了一座垃圾山（要派人看守，要不然会被农民偷走或被环卫工人收走）。出发的时间到了，用车载，用筐挑，领导一声令下，支农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农村进发，队伍里的人还有组织地不时挥动着小纸旗，呼喊着支农的口号。据说有一次，队伍走到中山路尾（现在中平街的地方），路中有一泡牛屎，青年职工小欣挑着担子，迈大步子跨过去了，走在他后面的小家却停下来，用手把牛粪捧进自己的肥担里。为此事，小欣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在大会小会上受到多次的批评，小家却成为“活学活用”的模范，到各处作《没有粪便臭，怎有稻谷香》的讲用报告。
“农民积肥游击队”
尽管各行各业都在大力积肥支援农业，但肥源问题远远不能满足各地农村的需要，为了争肥夺丰收，很多农村都组织积肥队到汕头市区积肥，所谓“积”，在当时来说是“偷”，因为环管处三令五申不准农民进城积肥，违者要受处罚，农民进城积肥要偷偷摸摸，所以有人自称是“农民积肥游击队”。
“积肥游击队”进城弄肥，要时时提防着环管处，纠察队，并且常常与居民发生摩擦。而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热心的居民又会伸出援手。
1962年的一个夏天中午，两三个农民在阜安街打捞阴沟泥，弄得遍地污水，臭哄哄的气味飘得老远。老居民永兴老婶上前与其说理，对方竟然耍横，众邻居群起而攻，反是永兴老婶出来劝止，息事宁人。大概又过一个钟头，一个挑起粪桶的农民突然倒地，污泥倒了一地，他的同伴发出求救声。居民闻讯纷纷跑来，几个中壮年不顾脏臭，把患病农民抬到阴凉处，懂行者立即对其施救。镇邦街一位闲居在家的老医生被人请来了。老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检查，说：“无大碍，劳困和饥饿所致。”这几个农民，为了多积几担肥，竟然连午饭也顾不上吃。邻居们听悉，纷纷跑回家找来吃的送给农民兄弟。农民兄弟落泪了。
进城积肥的农民扰民，居民多有怨言。进城的农民大多夜宿骑楼下，屋主人会给门外的过客送饭送水送温暖。毕竟，汕头是一座人情味极浓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