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肥料网：“三农”在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村不仅是农作物产出地，更是生态保护地和历史文化传承之地，农民不仅是农作物生产经营者，也是大地园丁，生态护卫者和文化传承人。
资深社会学家表示，可持续农业是生态循环圈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以农为本即是要实现三农可持续发展，其中最有动力和活力的是农民，农民要随着乡村建设而抬头，乡村要随着农民抬头而建设，循环往复。乡村建设是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的综合建设，农民抬头表现为共同富裕、集体发声。农民抬头、乡村建设则要建立以农为本的社会结构和履行综合功能的农协组织——综合农协。
综合农协是“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的简称，兼有信用、供销、保险、推广、三农政策执行等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以经济手段完成社会目标的职业农民团体。综合农协的目标在于帮助农民增收、增权、增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农村稳定发展；城乡和谐发展。
据了解，东亚地区（日、韩及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以专业农户和兼业农户为基本成员，以乡镇为地域覆盖全体农民，以互助合作为基础，以权能分立为结构，以法定机构为制衡，为农户会员提供购销、信用、加工、商业、农技推广、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等综合服务，保护生态、传承文化是其基础，综合农协不是一般社团法领域的私法人，而是由特别法规定的法定机构和公法人社团。
东亚农协的发展为中国综合农协的创建提供了经验，东亚农协的立法保障是公法社团，需求导向是以农为本，作为社会企业，农协资产建设、权能分立、内部分配，在经营上集约经营、追求效率，通过推广教育的方式提高素质。
以台湾农会为例，1952年其农业产值占GDP的36%，就业占56%，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95%； 2011年这三者分别下降到1.7%、4.7%和１.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60%降到现在的13%。2011年，台湾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居世界第20位；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30%提高到80年代的95％以上；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6%，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一致；农业国际化水平高，2011年台湾农产品出口4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59%，与荷兰等国接近；人均农业增加值1.33万美元，是大陆的10倍；城乡收入差距约１.3:1，远低于大陆的3.3:1。2011年台湾农会共302家，有会员187万人，占全省农户数的99% 台湾人口总数的8.1%。
在中国，部分地方也进行了综合农协的地方试验，比较典型的是从农村合作金融走向综合农协的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从农村社区推广教育走向综合农协—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农协；从农民组织治理结构走向综合农协—湖北建始县河水坪新农协；从农业专业合作走向综合农协—四川南江县黄羊发展专业协会-南江县新农协；从农业公司走向综合农协—内蒙克什克腾旗赤峰永胜新农协。
例如，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山西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横跨蒲州、韩阳两个乡镇、43个自然村，6220户，25800多人口，区域面积260平方公里，耕地8万亩，协会年销售额愈千万，近60名全职授薪人员。农民自己出资，自我经营，22个经济合作社十余个社会组织的整合体。经济合作：农资连锁、有机联合购销、资金互助、红娘手工艺等。社会合作：农耕家园（生态家园-垃圾分类、节庆礼仪、村史谚语、儿童教育、戏剧、食宿）。农技推广：青年农场、农技推广员（有机棉花、小麦、玉米）。该农协恢复了互助合作的生活方式，重建社会信任和信用，以综合农协的集体力量促进组织资产增长和农民增收，使分散的小农户恢复自信、自强自立，使农村基层社会充满活力。
综合农协的社会机制是法人登记，产权保护；社会企业，公共分配；权能分立，市场经营；政府支持，民主监督；全员参与，推广教育。相关人士透露，中国综合农协主要有以下特征，中间性，联结政府与农户、市场与农户的中间组织；互助性：会员互助，自我管理；社区性：以超越行政村的较大社区为基本单位；社会性：以实现共同富裕、集体发声为目的；经营性：企业方式运作，重视积累要有盈余；服务性：为会员提供经济技术社会、文化等各类公共服务。
综合农协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社会学家看来，综合农协在战略上实现生态维持基础上的农村就地现代化和城乡互补共荣；其经济意义在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公平基础上的效率；在社会意义上则实现农民共富、集体发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其政治意义是乡村民主治理、遏制腐败，重建农民和政府之间关系。
综合农协以经济手段实现社会目标，是兼有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职业农民团体，在日韩台均为法定机构和公法人社团，其屹立百年、实现城乡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相关人士表示，中国综合农协的出现适应了中国走出三农困境和乡镇治理困境，重建农村基础结构，重建农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迫切需要。综合农协建设应纳入国家重大战略，在最近5-10年中进行政策试验和理论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