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市蒲江县长秋乡，一条仅半米宽的小路，将一片挂满果实的柑桔林一分为二。左边的果实疙疙瘩瘩，摸上去明显“浮皮”；右边的果实却结实饱满，金灿灿的果皮闪着油亮的光泽。
同样的土地，何以结出两种果实？长秋乡果品协会会长徐建一语道破，“右边这片地连续两年施用有机肥，而左边的则像往常一样使用尿素等化学肥料。”
这是一场在田间悄然铺开的土壤改良试验。“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耕地质量事关粮食安全和农业的产出能力，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耕地高强度、超负荷利用，“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已难以为继：根据去年底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我国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70%。
保护与提升耕地质量，迫在眉睫。
“藏粮于地”，一次提升基础地力的溯源性变革，正在成都展开。2015年开春，记者前往蒲江、崇州展开实地调研，发现在相似的热情背后，不同的模式蕴含着不同的症结。
长期“透支”的土地
长秋乡石马村6组，陈金福拿着一根木棒，得意地翻搅着脚下的泥土，土壤泛着黑褐色的光泽，木棒一搅就碎。
“好多年没见过这么肥的地了。”陈金福记得，两年前他面对的，还是一堆黄土，而且板结成一块，一锄头砸下去，膀子要都震麻——由于多年使用化肥农药，这块土地已经受了“内伤”。
蒲江县曾分别在1985年和2013年做过两次土壤普查，对比普查结果，土壤有机质含量“很丰富”的耕地面积在大幅减少，强酸性土壤则大幅增多。
“土壤有机质是土壤肥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酸碱度不仅直接影响土壤养分的存在状态，而且影响土壤养分的转化和有效性。”蒲江县农发局局长余应波说，以柑桔为例，土壤有机质含量越高，种出的柑桔就越甜。
对农药化肥的依赖，不仅“伤害”土地，更是在“透支”地力。以前，老陈的4亩柑桔，每年都要使用18袋化肥，“而且肥料每年都要增加。”这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已是通病——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每公顷225千克，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每公顷面积平均施用量超过400千克，而化肥利用率仅为33%。
按照农业部的规划，全国要确保到2020年建成8亿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耕地基础地力提高0.5个等级，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0.5个百分点。
根据农业部的测算，在南方稻区，0.1%的土壤有机质相当于53公斤/亩粮食生产地力。平均来看，土壤有机质提高0.1个百分点，粮食产量的稳产性提高10%-20%。也就是说：到2020年，按照耕地基础地力平均提高1个等级测算，可实现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1600亿斤以上。
是时候了——不能再靠透支环境，超标使用化肥农药，来换取农业产出。
“猛药”背后的蒲江决心
在土里洒下有机肥7天之后，陈金福发现，地里居然长出了菌丝。“菌类生长对土壤环境的要求很高，长出菌丝，表明土壤里的微生物正在‘复苏’。”徐建解释。
2013年，蒲江正式提出建设“与国际接轨的有机农业基地”，20亩试验区在3个乡镇铺开，老陈家的土地也在其列。2014年，由协会牵头，长秋乡100多户种植户与一家高端有机肥公司签订合同，使用该公司生产的高端有机肥，试验面积为1000亩。
“施用有机肥，是快速提升地力的有效途径。”余应波说，如果严格按照推荐用量施用，土壤有机质可以年均提升0.2个百分点以上。而土地在休耕的自然状态下要达到同样效果，需要70年。
此外，农户们对地里的杂草开始“放任不管”，“专家们测算了，杂草‘抢’的肥料非常有限，但等草自然枯死后，就地变成上好的有机肥。”
“用了有机肥的果树，叶子都发亮。”陈金福说，和附近使用传统化肥的果树一对比，自家果树结出的柑桔不论从果型、硬度还是光泽上，都更胜一筹，果子的甜度也能增加1-2度。
今年1月，蒲江县出台《耕地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用三年时间，辐射推广土壤培育25万亩，覆盖全县猕猴桃、柑桔、茶叶三大主导产业大部分种植区，项目实施区土壤有机质含量年均提升0.2个百分点以上。
使用高端有机肥，每亩地一年的投入在1000元左右。照此计算，实现“蒲江计划”，需要资金近15亿元。钱，从哪里来？
财政杠杆成为蒲江推动农户积极性的一味“猛药”：县上专门拨出财政资金，对使用有机肥的农户每亩补贴300元。
老陈一算账：加上减少化肥用量节约下来的钱，实际每年增加的花费在200元左右。更重要的是，果子质量提高，让老陈有了“提价”的底气，“往年5元一斤就卖了，今年的预期价位在6元。”两头一加减，“有得赚。”
但“猛药”也带来了新问题：有农户出于价格考量，购买质量不达标的有机肥。“质量不好的有机肥不仅有机质不达标，甚至还会出现重金属超标等情况。”徐建说，这样一来，土地虽然“改”了，但却未必能达到“良”。
“文火慢烹”的崇州坚持
如果说“蒲江计划”是一剂“猛药”，几十公里以外的崇州，则采取了一种“文火慢烹”的方式，将耕地质量缓步提升。
2月12日，崇州市隆兴乡，田地里的油菜已经长了有30厘米高。但在一块“10万亩粮食高产稳产高效综合示范项目”大牌子的背后，100亩地块上却长满了“杂草”。
“这是我们正在开展的绿肥种植项目，种的‘草’是紫云英。”崇州市农发局农技中心副主任刘银忠说，这个项目就是以休耕一季的方式，进行土壤改良，提升有机质含量。小春播种季节种下的紫云英、苕子、黑麦草胡豆等绿肥作物，到了来年3月，就可直接翻根腐熟，改善土壤状况。
这种方式，最大的难题就是土地必须“休耕”：在一季或者更长的时间，没有任何产出。即便是眼前这百余亩项目用地，刘银忠也没少为说服农户费功夫。“第一年承诺了每亩100—200元的补贴，第二年则无偿提供大春作物的种子、肥料。”
不愿意“休耕”，农民也有苦衷。崇州以粮油作物生产为主，一亩粮食一年的收益仅有1000多元，“休耕、或者使用高端有机肥，成本推高，谁愿意？”刘银忠说。
因此，除“休耕”以外，崇州也在尝试其他的土壤改良法子，推广测土配方肥就是其中之一。“测土配方肥相当于‘对症治疗’，土地缺啥，咱们就补啥。”刘银忠介绍。
去年，崇州推广了45万亩配方肥，覆盖25个乡镇，减少不合理用肥上百吨，全年共节本增效5000余万元。以种植水稻的田块为例，通过使用配方肥，平均亩产就从530公斤增加到了580公斤。
“秸秆还田也在大面积铺开。”在崇州市农发局土肥站副站长曾代松看来，如果使用配方肥是“治标”，秸秆还田就是“治本”。将秸秆捣碎洒向田间，经过自然腐熟，成为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原料”。“秸秆还田不影响农民耕种，成本较低，不过见效慢，没个三五年，看不到明显的成效。”
专家说法：正确激励，严格惩戒 让农民对土地多一份责任
记者：近年来我省土壤情况如何？
郭晓鸣（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 郭晓鸣）：从90年代起，四川的土壤就进入了“加速退化期”，在不同区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土壤污染以及土壤有机质下降等情况。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土壤的退化主要表现在土壤污染上，与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有关。
记者：哪些原因造成了土壤退化？
郭晓鸣：造成土壤退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受农业效益不高的影响，90年代起，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留下老人与妇女留守在乡村，也催生了“懒人农业”，即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此外，养猪农户的大量减少也造成农家肥的使用降低，大量依赖化肥和农药，就造成了土壤的污染和板结。同时，大量企业进入农村，对土地进行“掠夺式”开发，进驻乡村获得收益后就离开，时间不长但对土地却造成了严重地伤害。
记者：土壤的受损将对农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郭晓鸣：对于农业生产，土壤退化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产量。随着土壤有机质的下降，亩产量必然降低；此外，土壤的“适生性”也将下降，举个例子，正常的一片土地，以前可以种土豆、种水稻、种小麦，但是由于污染导致了土壤结构受到破坏，这片土地就长不出土豆了，这就是“适生性”的下降；此外，农产品的口感和安全性，也都会受到影响。
记者： 目前对土壤改良，有些什么样的办法？
郭晓鸣：办法有很多，大致分为物理措施、化学措施、生物措施以及工程措施。比如把山上的良土与田里表面3-5厘米的土层更换，这就是物理措施。修水利工程属于工程措施。化学措施包括施有机肥、喷洒土壤改良剂、保肥剂等，见效快，但投资高，且安全性不好保证。生物措施，常见的有绿肥还田、种植特殊作物为土地固氮、培育微生物吞噬土里的重金属等，安全有效，但见效时间长、投资较高。
记者：既然技术不成问题，要让土壤改良顺利进行下去，您有些怎样的建议？
郭晓鸣：首先是政策的引导，既要有正确的激励措施，又要有严格的惩戒措施。政府要肩负起土壤改良的责任，通过制定激励政策，对土壤改良出成效的地区或者集体予以奖励，同时加大惩戒力度。目前对土壤的污染惩戒程度太低，说白了，违法成本低，收益高，就会不断有人去违法违规。
此外，还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在国外，不少政府都会引导农民成立各类“小组”，例如“水资源监管小组”、“污染监管小组”等等，我们的乡村有自治资金，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组织，让农民对自己的土地多一份责任，多一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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