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污染超标率”、“万亿级规模市场”、“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初期的新兴行业”，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正贴着这些标签，步入联合国首个“国际土壤年”。
“两会”聚焦土壤修复
“中国土壤污染形势严峻。”3月4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党总支书记张天任在进行中的全国两会上表示，土壤污染是一个大问题。
关注土壤领域的并非张天任代表，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众多代表委员纷纷为解决土地污染问题开“药方”。
“土壤污染不能简单说是重金属污染。”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农业厅厅长胡汉平表示，长久以来，耕作生产中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工厂污水、工业废弃物的排放，以及带有各种病菌的城市垃圾及厩肥等农药污染和有机物污染，都在不断侵害着耕地的“身心健康”，“一旦土壤受污染，‘菜篮子’‘米袋子’就会受到威胁。”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万连步建议，加快推进土壤改良修复工程，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
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土壤修复领域也做了重点提及。报告提出，坚守耕地红线，全面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进土地整治，增加深松土地2亿亩。
利益纠结作祟致污染严峻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防治相比，事实上，环保“三大战役”之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从2013年开始，国务院就以大中城市周边、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周边等为重点，在北京、深圳等地展开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但试点情况并不理想。据初步统计，2013年实际投放市场的土壤污染修复试点规模仅50亿元左右，2014年也只有200亿元，试点带动的市场效应与预期存在很大差距。
这与环保产业基本靠政府掏钱不无关系。据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蒋建东介绍，国内土壤修复项目大多集中在地段较好的建设用地上，政府愿意买单将一些工业废弃场地修复成储备土地，再进行商业开发或住宅建设。
但是，蒋建东说：“我国耕地修复更多是一种公益行为，由于耕地多为污染物浓度低、面积大的面源污染，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很少有人愿意出资或投入修复。”
在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总监郭凡礼看来，全国耕地修复需要投入10万亿元以上，一旦启动全国土壤修复工程，政府将成为最大的买单者。
然而，对于没有商业价值的农田污染地块，许多地方政府出资修复的积极性并不高。面对庞大的修复资金，政府的财政力量也明显不足。
多位专家表示，目前，国内土壤修复的政策法规和商业模式都不甚明朗，企业大多着眼于眼前利益不愿冒险，由于缺少出资方，农药、石油等面源污染的土壤修复很难进行。
土壤修复市场空间约7千亿元
实际上，随着土壤修复大幕的开启，农用地释放的市场空间反而更大。目前全国有待修复的耕地面积约3.9亿亩，保守推算，市场空间约7000亿元。
报道称我国耕地质量退化严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而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以下简称《公报》也显示，中国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目前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20.27亿亩。
国内某建投公司研报认为，由公报数据推测，我国有待修复的耕地污染面积约3.9亿亩，保守推算全国耕地修复成本接近4万亿，这还不包括城市宗地修复，根据调查公报样本点估算其空间有7000亿。土壤修复行业近两年约维持200—300亿规模，江苏省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日前发布报告预测，从2014年至2020年，国内土壤修复市场规模可达6856亿元，土壤修复市场面临巨大的市场空间。
抗污大计并非无药可治
不同于水和大气，土壤是90%污染物的最终受体，比如大气污染造成的污染物沉降，污水的灌溉和下渗，固体废弃物的填埋，“受害者”都是土壤。面对这一复杂的治理对象，修复技术是否先进有效就成为治理成败的关键。
生物修复被公认为是最具潜力的土壤修复技术。蒋建东表示，相较于传统的物理及化学手段，生物修复最大的优势就是不会产生二次污染且成本低廉。
比如针对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可以通过种植蜈蚣草等超积累植物来对重金属进行吸附并去除，这种植物修复技术可以将一些不能生产粮食的废弃矿场、山区转变为耕地。
另外，在解决面源污染时，微生物修复则更为可行。蒋建东说：“通过微生物及其本身产生的活性物质酶类，可以将不便于集中处理的农药、石油等有机污染物降解为无毒的小分子化合物，或者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对此，蒋建东认为，生物修复技术还应该在修复效率上下功夫，比如通过对降解关键酶的改造或修饰，提高微生物修复效率。另外，针对一些新型污染物，还要获取更多的微生物资源来满足不同污染种类的土壤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