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在近年来几乎所有有关环境问题的社会冲突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农民在冲突中的力量很弱，农民必须依赖政府和法律来评判、解决他们的冲突。农村环境这样一个与农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却是农民所无从把握的事情。
比如，面对污染的时候，农民无法确定污染是否存在，因为需要权威部门的鉴定，农民自身的感受在这些鉴定和裁决中几乎不发挥作用。乡村在发展中越来越失去其权力，他们无法决定他们周边的环境，这是农村环境不断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文/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学海》（2010年第2期）
我们似乎无需去论证农村环境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几乎所有环境问题都首先表现为农村环境问题。比如水污染问题，尽管城市也一样饱受水污染的影响，但是农村所受到的水污染影响远远比城市严重，一些地区农民所赖以为生的河流或者干涸，或者被严重污染；空气污染似乎是城市独有的，农村被看做是空气新鲜的地区，但是许多农村地区却饱受污染企业的影响，许多在城市无法生存的企业被搬迁到农村地区，从而在局部地区产生了远比城市更严重的空气污染。
传统意义上，农村经常被看做山清水秀的地方，是被污染的城市的一个参照物，因为那里没有现代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当所谓发展一旦进入到农村地区，农村的污染就比城市更严重。
农村不仅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而且经常因为被转嫁了城市的环境问题而变得更加严重。农村的环境问题是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成为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英文development既被翻译成为发展，也被翻译成为开发，可能开发更可以表现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自然资源被不断消耗，从而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现状。
开发之所以带来了环境问题，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开发已经成为一种外来力量作用于农村社会。我们如果简单地将社会看做城市和农村两级，那么农村地区在开发的过程中知识和权力中心都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在开发以前，农村地区被看做是闭塞和落后的，而开发以后，农村地区开始变得开放和先进，但是开放和先进使农村地区原有的独立性在逐渐失去，从而沦为城市的附庸。人们经常将环境问题看作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到这种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知识问题的时候，环境问题才会落入到社会学的视角。
在农村开发以前，农村社会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在这些知识经常被称为地方知识，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有关少数民族的研究中，许多地方知识被重新发掘出来，并被认为在环境保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蒙古族的传统中就有许多关于草原保护的地方知识，许多蒙古族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小的时候，父母会告诉他们不要向河里倾倒垃圾，不要乱挖草原，烧柴只能捡拾干枯的树枝等等，这种知识的养成对于干旱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在西部的许多民族地区都有崇拜神山神树的传统，一些地方有水源保护林，通过地方的崇拜来保护环境。在农业地区，对水资源的分配、使用也有许多相关的地方知识和地方制度。
在工业化之前，人们高度依赖自然资源，从而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更多地强调顺应自然。在讨论地方知识时候，有两个例子被经常引用，一个是游牧文明，现在许多研究表明，游牧并非是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顺应了草原的变化，逐水草而居，从而保护了草原。
另外一个则西南山区的刀耕火种，刀耕火种过去经常被认为是落后的，因为产量很低，而且破坏森林资源。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刀耕火种并不是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量毁坏森林，反而是一种保护环境的资源利用方式。
传统知识是内生的，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知识体系，在当地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尽管这些知识看起来可能有些混乱，甚至被贬低为落后，但却在数千年中保护了当地的环境，因为在这种知识中，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人类要顺应，而不是简单地改造自然。
尽管在北方牧区经常将农业进入草原牧区看作是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但是那个时候的农业除了开垦土地以外，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有限，一旦受到自然的限制，农业生产也会被迫停止，或者采取顺应自然的耕作方式。
但是这种本土的知识正在让位于外来的知识。所谓外来的知识实际上是伴随着工业化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与传统的知识不同，他们强调通过人的工作，使环境为人类服务。
外来的知识将自然界看做资源，必须产生出产品。一块草地没有存在的价值，除非被用于放牧。当工业可以产生更多利润的时候，放牧应让位于工业。森林、水和草地也都被看做资源，要为人类生存做出贡献，它们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务人类。
在这种观念下，甚至环境保护也变成了利益的权衡。森林为什么要被砍伐，是因为森林可以为人们提供木材；森林为什么要保护，因为森林可以保持水土，可以增加碳汇，从而减缓气候变暖。保护森林是因为保护森林比砍伐森林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
当这种知识体系确立以后，农村社会已有的知识被认为是落后和没有价值的，环境保护需要从农村之外将环境的知识传播到农村地区。我们在这里也许无从评判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但是我们在这些知识的引入中的确感觉到了许多破坏性的力量。
比如在农业领域，新的作物品种无疑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是其影响无疑是复杂的，因为新的作物品种需要有更多的肥料和水资源支持，并带来一系列的工业产品下乡，如农药、地膜、农用机械等等。
当这些进入农村以后，农业生产就被绑在市场经济的战车上，农民需要购买越来越多的物资，为此需要出售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劳动力。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农民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不够用了。比如面对复杂的配方，农民不知道需要施用多少化肥是合适的，他们只有求助于农业技术人员的测土施肥，如果没有，农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多施肥以保证足够的产量。
多施用的化肥、农药残留在作物中，流失到土地和河流、地下水中，并导致了河流和湖泊的富营养化，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不仅化肥农药造成了污染，而且由于化肥替代了农家肥，原来宝贵的农家肥现在成为了污染源。
过去，农村几乎不存在垃圾问题，因为几乎没有不可降解的工业品进入农村。
但是随着工业品下乡，每一个村庄都面临着严重的垃圾威胁。如果你翻看一下垃圾的构成，大多数是现代的工业品，最典型的是塑料包装。几乎所有的农村小店都在经营者质量低下的工业产品，而这些经常被农民看做是高档的东西。
卖掉鸡蛋买方便面，并且被看做是生活水平提高表现的怪异现象经常出现也就毫不奇怪了。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农村严重的环境问题。
发展带来农村的环境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将改善农村环境的希望寄托在发展本身上，农村的知识仍然被边缘化。在环境保护政策设计中，强调经济利益，比如对保护者采取经济补偿和对资源的使用及破坏者进行有偿使用和罚款等。
在这个过程中，外部的知识一直在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政策都是建立在农村社会之外的知识基础上的，不管是退耕还林，抑或新农村的环境整治，都在按照外来的标准进行评判和决策。
外来的知识占据了统治地位，既是外来权力作用的结果，也强化了外来的权力。随着农村知识的丢失，农村的决策权力也让位于外来的决策者。发展的结果使农村无法保护自己的环境，而只能依赖于外部的力量。
农村的环境与资源日益成为资本所觊觎的对象。农民开发环境的能力是很弱的，也因此，他们对环境的破坏也是有限的，包括被广为诟病的滥砍滥伐所导致森林的破坏、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和乱垦耕地导致的水土流失，农民自身的破坏力都是有限的。
但是外部资本进入以后，依靠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资本的巨大破坏力，环境被迅速地消耗。在这种大规模的破坏下，农民除了参与分得一点微乎其微的利益以外，他们几乎没有能力抵制。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90 年代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就会发现，多数的滥砍滥伐是因为有资本在后面作为推手，而当地的农民仅仅获得一点砍伐的工钱。没有资本的介入就不可能出现滥砍滥伐的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干旱地区水资源的紧张，无疑也是因为工业、采矿业大举进入以后，带来了水资源的严重消耗。
在发展的话语下，效率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资源应该被如何利用经常取决于哪种利用方式更有效率，比如土地，如果工业开发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开发就几乎是不可以避免的。
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农民对土地的利用可能是效率最低的，甚至在农业内部，小农的利用方式也被认为是不经济的，因此他们经常失去他们做出决定的权力。但是在效率，或者是收益最大化的现象背后，经常是环境资源的巨大破坏。稻草和秸秆造纸无疑增加了收入，但是却带来了巨大的水污染；开采矿藏可以拉动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是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却是巨大的。但是当地居民除了呼吁增加一些补偿以外，对阻挡这种发展的趋势却无能为力。
当然除了资本介入农村地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我们还要看到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农村资源占用的必然性。现代政府与传统社会的政府有很大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传统社会的政府职责比较简单，其财政收入有限，所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但是现代政府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职能，需要巨量的财政收入。如果没有财政收入的支持，政府几乎无法运行。
过去政府依赖农村提供收入，现在的农村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是没有贡献，在很多时候甚至可能是负的贡献，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这些投入大部分来自于其他行业所创造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格局下，对于政府来说，农村的意义就不同于过去了，农村不再是直接创造财政收入的地方，甚至需要财政支持才能正常运行。
吸引政府的就不再是农村本身，而是农村的资源，如何转换农村资源的利用方式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就变成政府所关注的事情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进入的背后经常发现政府的推手，其原因正在这里。从政府经营土地，到一些政府引入高污染企业，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
许多环境问题产生的本质问题可能恰恰在于政府推动的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一块草地的经济价值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将草地下面的矿藏挖掘出来，就会带来很高的利益。面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农民对于其资源的保护能力，农民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
不仅仅是农村资源利用方式的决策权被地方政府和外来的资本所掌握，甚至环境保护的权力也不再是农民所能决定的。环境政策已经成为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环境政策很少考虑到农民的能动性，这些政策更强调的是政府行为。在这些政策下，农民成为被动的执行者。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近几年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政策，可以看到在这种政策下，农民的能动性完全被忽视了。比如退耕还林被认为是农民可以自主选择的项目，但是外界的各种标准和操作几乎取消了农民的选择权。
退耕还林是由基层政府部门规划的，在什么地方种植什么树，甚至挖多大的坑都有统一的标准，农民不能决策；每个地区实施多少退耕还林的项目面积，也是由政府部门分配。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如果分配了指标，
他们就参与退耕还林，如果没有指标，就继续耕作，至于他们的地方是否需要退耕还林，或者退耕还林是否是最好的生态恢复方法，他们就没有发言权了。
在近年来几乎所有有关环境问题的社会冲突中，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农民在冲突中的力量很弱，农民必须依赖政府和法律来评判、解决他们的冲突。农村环境这样一个与农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却是农民所无从把握的事情。
比如，面对污染的时候，农民无法确定污染是否存在，因为需要权威部门的鉴定，农民自身的感受在这些鉴定和裁决中几乎不发挥作用。乡村在发展中越来越失去其权力，他们无法决定他们周边的环境，这是农村环境不断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随着农村的资源，包括农村的土地、水，甚至空气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农村社会的声音越来越弱。外来的人就像淘金者，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开发农村的资源，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收入，至于可持续地利用资源经常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事情。
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农村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涉及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和权力结构。它们是互相加强的，由于农村的知识逐渐让位于外来的知识，农村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外界的力量在农村取得了越来越强的支配权力。而知识和权力的转移是导致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这样思考问题，就会发现，单纯从技术上解决农村的环境问题是很困难的。关注农村环境问题，就要关注在发展过程中，农村保留着什么样的权力，包括在知识上和权力关系上。
发展无疑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环境却经常对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水平给/加以限制，如果超出了这种限制，就会出现环境问题；同样，发展的过程中，本土知识和外来知识的融合是必需的，但是用外来的所谓科学知识彻底替代本土知识，也会带来诸多问题。
法制化、科学化都是发展所包含的内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居民的权利如何保护，如何行使，可能是在探讨农村环境问题时所应该特别关注的。关于农村环境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关注的是社会关系，以及这种社会关系在环境问题上是如何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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