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1960至1970年代初期，日本正在讴歌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增长伴随着“公害”产生了许多人为的环境危害。
1960年代末期，公害患者与支援他们的司法团体接连提起了针对公害发生企业的诉讼。特别是新泻县新泻水俣病（1967年6月提诉）、三重县四日市公害（1967年9月提诉）、富山县痛痛病（1968年3月提诉）和熊本县水俣病（1969年6月提诉）这四大公害审判。
本文以围绕痛痛病病因的争论为例，主要讨论对应未知风险时专家所扮演的角色。
文/ 梶雅范 编译 / 冯丹阳
痛痛病病因确立及相关专家角色
因神冈矿山所排废水带来的神通川水质污染及污浊进而引发的矿害，从明治末年以来一度成为了阻碍水稻发育和致使捕鱼量减少的原因。
1911年，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已经出现了最初的痛痛病患者。在日中战争时的增产体制下，废渣不是搬运到堆积场而是直接被排放到河川中，使得农业损害再度激化并扩大化。痛痛病就是这一时期在使用神通川的水进行农业灌溉的地区频频发生的。
痛痛病被确定为镉中毒，当地的医生萩野昇（1915-1990）、农业经济学家吉冈金市（1902-1990）和分析化学家小林纯（1909-2001）三位专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医生萩野昇的父亲在战前是神通川左岸熊野村萩岛开业的萩野医院院长。萩野昇1940年于金泽医科大学毕业后很快应招成为了军医，不久继承了亡父的医院，直接接触到这一病症。
萩野根据通常骨软化症的对症治疗法之一——通过大量补充维生素D使症状减轻——从一开始就和他的医生们主张营养不足、过劳说。
但是，用营养不足、过劳并不能说明痛痛病患者只在神通川中流一带地域多发这一事实，于是就考虑到上流神冈矿山的矿毒这一因素，并在1957年12月的第12次富山县医学会上发表了因亚铅引起的矿毒说。但由于萩野的矿毒说证据薄弱，遭到了众多批判。
战后神通川流域由矿毒引发的农业及渔业污染仍在持续，1950年为和神冈矿山进行交涉，神通川矿毒对策委员会成立，每年都与矿山方面进行补偿金方面的交涉。
1955年，委员会与富山县、神冈矿山缔结了为期5年的矿害损害补偿协定。虽然每5年一次对补偿金额度进行改定，但矿山方面自然要求减少额度，为反对其减额要求，对策委员会于1960年8月委托当时在名古屋的私立同朋大学担任教授的农业经济学家吉冈金市进行矿害调查。
吉冈出生于冈山县井原市，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农林经济学科，之后在仓敷劳动科学研究所及大原农业研究所进行研究，当时作为农水害问题的专家为人所知。
作为矿毒调查的一项内容，吉冈不仅调查了农业受害情况，而且对妇中町多发的痛痛病之所谓“人的被害”也进行了考察。
通过对痛痛病患者性别年龄的推移进行年度考察和对地域差的观察他确认了患者的发生仅限于使用神通川水系水进行灌溉的地区，通过对土壤、植物、鱼类的比较分析与患者标本的分析，尤其对镉异常现象多发的地区进行调查，他明确了患者的增加与神冈矿山生产量增加之间的正比关系。
而且根据文献调查，明确了海外的慢性镉中毒引起的骨病变事件中也出现了与痛痛病患者同样的症状。吉冈于1961年6月向委员会提出了报告，得出“痛痛病是因神冈矿山流出的镉引起的慢性中毒”为主体的结论。
受吉冈委托进行了样本分光分析的小林纯强化了痛痛病的镉因说。小林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艺化学科，1953年开始担任冈山大学附属大原农业研究所的教授。
此前1943年曾调查过神冈矿山，并在报告中指出矿山的废渣处理存在问题。吉冈委托冈山时代的同僚，河川水质检查的专家小林来进行分析。小林在样本中不仅检测出了亚铅和铅，还有大量的镉。其后也采用了各种仪器分析法来继续进行重金属分析研究，以实验研究来强化流行病学的研究。
此后，痛痛病的镉因说于1961年6月在札幌举办的第34届日本整形外科学会上由萩野、吉冈联名首次进行了报告。
痛痛病审判中的专家们
除了痛痛病的病因被社会承认外，在对公害企业进行诉讼中的原告辩护律师们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对病因的因果关系进行证明时，法院不仅认可了实验科学证明方法，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的证明同样有效，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前就存在因农业与渔业受损而对当地居民进行的补偿运动。但关于人受损害的痛痛病，居民们最早开始采取行动是在1966年。当年11月，以集中了痛痛病患者的妇中町熊野地区的公民馆为中心，当地居民发起了痛痛病对策委员会。
委员会于1967年6月和7月直接奔赴神冈矿山进行了补偿交涉，但对方态度冷淡倨傲。
同年8月，通过与妇中町出身的岛林树律师的接触，委员会代表得以参加10月新泻水俣病审判的第一次现场取证。因与新泻水俣病患者的交流而受触动的委员会会长小松等人，在集会上表示不能委托他人，只能自己诉诸法庭。
12月，岛林律师等人和委员会商讨了关于诉讼的话题，于翌年1月通过与来自全国的十余名律师商谈，选定了提起诉讼的方针。出席的律师也同意组成痛痛病律师团。
1968年3月9日，14名受害者向三井金属矿业提出诉讼，请求赔偿费6100万日元。诉状内联名的律师达到了236名，其中常任律师约为20名，团长由《读卖新闻》业主正力松太郎的外甥以及同时担任富山县律师学会会长的资深律师正力喜之助担任。
三井金属针对保守的自民党员正力律师，谋划着使其脱离患者方律师团，并攻击得到革新派团体（社会党、共产党、富山县劳动组合会）支援的律师团为“红色”同伙，试图割断其与当地受害者的协作关系。正力律师坚定地起到了律师团团长的领率作用，保证了诉讼的进行。
一审的第一次口头辩论于1968年5月24日进行，之后经过36次口头辩论和4次现场取证，1971年6月30日由富山地方法院以四大公害诉讼之首宣告受害者的完全胜诉。
审判时，原告方的证人有流行病学、地质学、分析化学和临床医学的4位专家，而被告方只有神冈矿山医院院长富田一人。富田医生认为，将痛痛病的病因归为镉证据不充足，但原告方律师团展开了积极的反诘问并推翻了其主张。判决基于流行病学的方法认可了被告公司的废水排放与被害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宣告了原告方的完全胜利。
三井对一审判决不服,于当日向名古屋高级法院金泽支部提起了控诉。控诉于1971年9月20日进行。当时，公司方面请来了金泽大学医学部教授武内重五郎（1922-98），其用“镉引起的范可尼综合症”来解释原告方镉因说的一个主要内容——痛痛病的肾障碍。武内用维生素D缺乏一说来代替镉因说。
但充分研究了国内外学术文献的患者方律师松波淳一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反诘问，用维生素D不足来说明痛痛病到底站不住脚，武内证言不攻自破。
最重要证人的证言纷纷被击败，被告方律师团中包含剩余11名专家证人在内的多数证人申请都被法院驳回，控诉审判很快进入了结审阶段。1972年8月9日，法院驳回了三井的控诉，认可了一审原告追加的全部请求金额。
关于公害诉讼中流行病学的因果关系论，判决明确宣布了“（本案）根据流行病学的因果关系证明了痛痛病的原因物质是镉，鉴于临床及病理学的解释不推翻以上证明，法律因果关系的存在也应该得到认可”，富山地区法院的一审判决更进了一步。
接到判决第二天，受害居民于上午10点开始在三井总部与公司进行了交涉，11个小时交涉的结果，居民的基本要求全部得到满足并缔结了两份誓约书和一份协议。
关于痛痛病补偿的誓约书，二次审判后一直到第七次审判都对全部的原告进行了赔偿，而且约定对未参与诉讼的受害者与新出现的受害者也进行全面补偿。
关于土壤污染的誓约书，规定了三井要承担过去及将来的农业损害及土壤污染的责任，还包括预期的污染土壤的复原问题。而公害防止协定的意义在于其认可了居民可以进行现场调查（费用由企业负担），保障了受害者直接监视污染发生源的权利。
审判前针对病因的行政应对
行政当局并未接受痛痛病的镉因说。富山县于1961年12月设置了地方特殊病对策委员会，因为县里否定了镉因说，委员会的调查也只是为了强化营养说。而且当时在痛痛病多发地区，不管是营养说还是镉因说在当地都是不光彩的话题，在视痛痛病为禁忌的氛围下，关于病因的研究也不受欢迎。
痛痛病审判之前，国家组织起来的专家仅得出了模棱两可的结论。1964年，厚生省新设立了公害科，首任科长桥本道夫（1924-2008）于1965年开始说服通产省在厚生省成立了“微量重金属的环境污染”的研究小组，以对亚铅矿山精炼所的排水及周边环境进行调查。
早在1963年，厚生省以金泽大学医学部为中心成立了“厚生省医疗研究痛痛病研究班”，文部省也在同年以金泽大学医学部为中心成立了“文部省机关研究痛痛病研究班”，共同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和集体诊察，并于该年11月开始进行个人调查。
但1966年5月召开的联合研究班会议上得出了“与镉相关的问题尚待解决”的不明确结论。
1967年1月，厚生省和文部省的联合研究班终于公开发表了“所谓痛痛病相关调查的研究报告书”，但得出了“虽然作为（痛痛病）原因物质的重金属，尤其是镉的嫌疑最大……至今的研究成果还难以断定其真正的原因”这样相当模棱两可的论断。
转机是由中央官厅行政官员的判断带来的。以担任了厚生省公害部部长的桥本道夫为中心，厚生省于1968年发表了《关于痛痛病的厚生省意见及其附属资料》。
《厚生省意见》断定痛痛病是因为慢性镉中毒，其发生源除了自然产生的物质还有三井金属矿业公司神冈矿业的排放物。
《厚生省意见》的起草者桥本自己这样评价到：“科学的不确定性虽然近半，但全部阐明的可能性还不存在，等其全部阐明后再作出行政判断与对策，很可能会重蹈水俣病再度发生这样无法弥补的大过错。因此，这是基于最好的科学知识而作出的行政判断与应对未来的宣言，今后也要继续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以求问题的阐明。”
审判后病因争论的再现与相关行政应对
审判的胜利并不表示一切已经结束。从1975年开始，针对追究公害的行动出现了反论。引燃导火索的是1975年《文艺春秋》2月号所登载的新锐児玉隆也的文章——《痛痛病是虚幻的公害病吗？》。
児玉认为，痛痛病的原因是缺乏维生素D。其他地区因维生素D不足而导致的佝偻病和骨软化症因为原因明确而得到了克服，神通川流域却有着旧习俗，因“卫生知识缺乏”，总是将维生素D不足导致的骨软化症称为“职业病”而将病人关在家里不给予治疗。
而且把痛痛病看作是萩野医生治疗骨软化症时对维生素D的投入使用过度，即所谓医疗过失而引起的“医原性疾病”。
这篇文章被看成是有意对被当作英雄祭奠的萩野医生的“偶像破坏”。児玉因得了肺癌将不久于人世，但登载他报道的《文艺春秋》被日本矿业协会大量购入免费发放给各界人士，并在协会杂志上转载。甚至据说还让三井金属矿业的职员将其译成英文向海外业界发放。
从1974年开始，环境厅委托日本公共卫生协会着手进行痛痛病和镉中毒相关的研究，将其改组称为“痛痛病相关的综合研究班”，开始了镉因说的再检讨。
以流行病学者重松逸造为首的研究班内部，对痛痛病的镉因说持怀疑态度的研究者占了多数。因此，继续进行的研究只是为了证明神通川地区以外不存在痛痛病，利用动物进行的投镉实验证明痛痛病症状不会再现。
结论
对痛痛病病因进行再检讨的委员会委员长重松逸造出生于大阪，194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55年被派往哈佛大学学习公共卫生的研究生课程，他将新的流行病学带回了日本对该学问的定说起到了极大作用。
将流行病学导入日本学界的重松作为专家很惧怕犯“不存在差却因错导致了差”的过失，但可以说他根本没想到过第二种过失，即“存在差却误认为不存在”。重松仅仅履行了研究者同行间的职责而背离了民众的期待，最终导致了民众的不信任。
相对而言，作为厚生省公害部长的桥本道夫起草了关于痛痛病的具时代意义的《厚生省意见》。
桥本比重松小七岁，却同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公共卫生学。桥本1948年从大阪大学医学部毕业之后成为了大阪府保健所的医生。1957年，他进入了厚生省工作。虽然教育背景相似，但作为行政官员的桥本却与作为研究者的重松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
解决科学、技术与社会层面发生的问题时，专家应如何应对？其出发点是理解市民所要求的与科学共同体要求的“正确性”差别。认识不到这点，其对某个问题的敬业反而会阻碍问题的解决，或是最终被因利益而不愿解决问题的某种势力所利用。
文章来源：《世界环境》杂志，2011年第第二期，原题为“科学家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从痛痛病原因之争谈起”。作者梶雅范为东京工业大学教授，该文摘译自「社会における専門家の役割─イタイイタイ病の原因をめぐる議論から」，原载『科学技術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入門』培風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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