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由于污染物排放量长期超过环境容量，它是全面的环境危机；环境恶化导致了千百万人的生存困境，它是严重的生存危机；而现实的和潜在的生存危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不安，它是严重的社会危机；上述状况都是在不断强调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的过程中发生的，反映出制度的低效甚至无效，因此也是制度危机；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面临着无限扩张的物质欲望与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从而表现为文明的危机。
文/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期），本文节选自《环境问题演变与环境研究反思——跨学科交流的共识》一文
三十多年来，环境问题从主要是政府的个别部门和自然科学领域关注的技术和工程类的问题(认为靠资金投入和技术提升就可以解决)演变成了全社会都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执政党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针对目前的环境形势，笔者将其概括为五重危机：
由于污染物排放量长期超过环境容量，它是全面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导致了千百万人的生存困境，它是严重的生存危机；
而现实的和潜在的生存危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不安，它是严重的社会危机；
上述状况都是在不断强调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的过程中发生的，反映出制度的低效甚至无效，因此也是制度危机；
在更深层面上，我们还面临着无限扩张的物质欲望与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从而表现为文明的危机。
与会者（注：是指2013年12月21-22日，由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南京工业大学社会科学处、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环境问题演变与环境研究反思”小型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和讨论大都是围绕这些方面展开，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同侧面。
关于环境危机，大约从二十年前开始，最高环境当局就不断强调其“局部好转、整体恶化”，而数年前曾经有官方学者宣称出现了“拐点”。
但目前的状况究竟如何？北京大学教授张世秋认为，政府部门的数据表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污染物的浓度都在下降，“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控制”。
针对有学者提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恶化的速度放慢了，但还在继续恶化”的问题，她强调，从治污投资的规模和常规污染物的排放量来看，恶化趋势得到了缓解，但即便环境质量不再恶化，也并不意味着社会损害变小了，实际上损害在不断增加；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环境问题存在的累积效应，存量还没有解决，每年又会有新的增量。
新疆师范大学的崔延虎教授(人类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海山教授(地理学)有关新疆和内蒙古的生态环境状况报告都显示，整体恶化的格局确实在持续。
与“明晰产权可以避免公地悲剧”这一社会科学的共同结论相对照，1984年推行的草场承包制，使无法游牧的羊群对同一块草场过度啃食而造成草场退化，羊群摄取的微量元素减少又导致患病的数量和用药的剂量增多，草场退化再加剧了雪灾和牧畜受害。
进而，新疆的“一黑一白”(煤炭、石油和棉花。塔里木河流域的棉花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21万公顷扩大到160万公顷)开发战略以及内蒙古的“大央企大能源大化工”开发模式，都通过大面积的占地和对有限水资源的攫取，加剧了草场破坏和草原生态碎片化。
因此，1984年以后是一百多年来新疆草原退化最严重的时期，它的1亿1 000万亩草原中已有90%退化，其中35%严重退化；而内蒙古的草场退化速度自能源大开发以来也不断加剧，草场生产力大幅度下降，优质牧场几近消失，三分之一的草场处于完全裸露状态。
与此相对应，2011年公布的全国湖泊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五十年间，新疆和内蒙古两区消失的湖泊分别达到62个和59个，在全国省级区域中最为严重。目前，塔里木河的生态用水已经从原来的70%降至23%，胡杨林面积急剧萎缩，中下游断流导致田地荒芜、沙漠逼近，而呼伦贝尔草原的七大河流也全部出现断流。
在中国海洋大学的崔凤教授(环境社会学)看来，东部近海的海洋环境状况同样触目惊心，甚至不亚于草原破坏，具体表现在陆源污染和过度捕捞导致渔业资源枯竭，大部分近海已难以形成渔汛。
如渤海的“荒漠化”导致无鱼可打，东海和黄海的野生黄花鱼已经绝迹，海水的富营养化和酸化普遍严重，赤潮、浒苔现象频发，因海上钻井平台事故导致的溢油现象也时有发生。而近年来沿海省市纷纷打出“海洋牌”，推进更高密度的海洋开发战略，进一步加剧了海洋生态环境压力。
如果把目光转向农业区域，从三江平原急剧扩张的稻田对地下水的过度吸取到华北平原愈演愈烈的地下水危机，再到云南的桉树和橡胶林拓展酿成的生态破坏，会发现中国整体的生态环境隐患的确是在深化。
如同南开大学教授王利华也提醒的那样，中国的传统农业持续了数千年，基础在于农民将所有的有机物质返还于土地，但是在农业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一循环链条被切断了，单一化的种植业和同样单一化的养殖业都在相互脱节中不断扩张，都成为了重要的污染源，造成水土失调和土壤的养分失调、盐碱化甚至中毒，中国的土地还能耕种多久已经变成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上下都在喊叫的“粮食安全”并不只是土地数量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个生态环境问题。
整体性的“拐点”的确难以发现，而在全局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的背后，还存在着大量“被牺牲的‘局部’”，众多的“局部”相加后形成大规模的利益受损群体。
如同海河流域、淮河流域、湘江流域以及其他许多小规模区域密布的疾病高发村(“癌症村”)显示的那样，在这些地区生活的许多人已经陷入了生存危机。
而处于生存威胁中的底层社会成员的频繁抗争以及近年来不断增加的精英移民现象所包含的“环境关切”都表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或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甚至蕴含着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崔延虎提到的情形对此显然有警示意义：在新疆的一些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小规模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不断增加，并且与民族问题纠结到一起，使社会矛盾更加突出。
当然，面对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折射出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扭曲，张世秋指出，环境成为一种资源，涉及谁用何种方式占用或破坏这种资源以及从中得到了什么利益；在看到最保守的数据也显示环境损失非常严重时，还要关注某个百分比的经济损失背后究竟是谁受损、谁受益；我们不能容忍发展性环境权对生存性环境权的挤占。
崔延虎和海山也都注意到，应该重视草原生态破坏背后利益流向的变化和利益链的存在：
过去当地人主导的、主要满足当地需求的小规模开发，变成了国家主导的、主要满足东部和城市需求的大规模圈地式开发(如六大国有煤炭企业在新疆占用的矿区都达上万平方公里)；外来资本拿走了巨额利益，却较少留意当地的生态环境；国家每年用于草场围栏的投入达30亿元，但获益更多的是“老板和推销围栏的官员”；政府和媒体经常说“牲畜超载”造成了草原退化，却忽视了一些没有草场的人养着几百上千只羊的事实，如呼伦贝尔某旗有3.2万只牲畜，但其中的三分之二属于“官员和老板”。
笔者则认为，社会结构失衡导致的受益与受害的分离，将反过来加剧社会对立，当一些人的“发展权”严重侵害了另一些人的生存权同时又可以一走了之的时候，化解环境危机所需要的共同的危机意识和集体行动这一社会基础也就大大丧失。
原文全文链接：环境问题演变与环境研究反思——跨学科交流的共识http://www.cssn.cn/xk/xk_lwtj/201412/t20141218_1448357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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