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城市雾霾现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议题的广受关注，可以理解为环境政治在我国初步萌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但对此的更深入分析，还需要我们对作为一门政治学分支学科的环境政治学的系统性理解与阐释。
总的来说，无论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现象，还是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学交叉学科，两者都仍处在不断形塑自身的演进过程之中。甚至可以说，其还依然是人类社会对当代生态环境难题的人文与社会性总体理解和回应的一个构成部分。
文/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环境政治、欧洲/欧盟政治,著有《环境政治国际比较》等)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9期)
何为环境政治？
简单地说，环境政治是指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一种政治性理解与应对。具体而言，它至少包括历时生成和现实表现两个不同的维度。
就“历时生成”来说，从生态环境难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性问题到最终发展成为社会主体的环境政治意识和行动，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一方面，生态退化或环境破坏意义上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人类文明中已经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比如，农业过度开发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问题，在人类较早进入农业社会的几大河谷流域文明中都普遍存在，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华夏文明。
但是，无论是狩猎采集社会还是农耕社会条件下的生态环境破坏，都还是局部性的，而且往往采取一种节奏缓慢得多的形式。
相比之下，我们今天所集中关注与讨论的不是古代社会中所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产生与不断蔓延着的生态环境问题。
另一方面，即便在现代社会之中，生态环境问题也是早已显露和广泛存在，并不从一开始就直接表现或激化为一种环境政治。可以说，当代或世界范围意义上的环境政治是1970年代初，才基本成型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
]至此，客观存在着的生态环境问（难）题，不仅成为人们当作一种社会政治议题来讨论的“绿色关切”，而且成为人们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政治行动中的相对独立性方面：与生态环境议题相关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
就现实表现来说，环境政治既体现为政治活动从议题发现（创制）、社会政治动员、政府回应与决策、政策落实与反馈等的不同阶段，也体现为不同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及其结果。
一方面，任何环境政治活动都会包括或涉及到从议题发现（创制）、社会政治动员、政府回应与决策、政策落实与反馈等的不同阶段。
比如，城市中的大气雾霾现象首先是一个客观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而也就是一个应该由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和技术工程专家做出合理阐释的问题。
不管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日趋严重，对这一问题相关科技知识与阐释的广泛传播，还是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对于这一问题的推诿或失当回应，等等，都有可能使该问题最先成为少数群体和个人的关注对象。这是大气雾霾问题政治化的第一步，也就是议题发现或创制的过程。
接下来，最先意识自觉的少数群体和个人将进行关于该议题的社会政治动员。那些最具权威性的科技专家、最具公众影响力的社会名流，将优先成为被倚重或青睐的动员对象。
因为，他（她）们的关注和参与不仅会有着事半功倍的社会政治动员效果，而且会大大提升该议题动员的政治正确性与合法性。
当一个具有广泛公信力的公共卫生专家来谈论雾霾对人体健康的长期潜在性危害，当一个国际知名电影导演来谈论雾霾如何影响着自己的创作激情时，其社会动员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无论这种动员是否会迅速演进成为大众性的集体抗争，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声音终将会被听到。这是大气雾霾问题政治化的第二步，也就是社会政治动员阶段。
然后，我们可以预期，政府将会根据自己对该议题的政治判断一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和不同决策方案的政治后果——做出决策。
一般地说，政府肯定会对已经被社会政治动员所渲染甚至夸大的该议题，做出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正面回应，包括采取一定的公共政策措施。
但是，这些回应和措施也往往不会完全满足社会公众，尤其是最激进的少数群体和个人的政治要求或预期。
理由很简单，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必须是综合考虑多方面利益要求的权衡过程。何况，包括大气雾霾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应对，几乎肯定会对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部门的利益带来影响。这是大气雾霾政治的第三步，也就是政府回应与决策阶段。
最后，一般地说，并不能令各方满意的政府决策却可以暂时消解或弱化少数群体和个人对于该议题的大众性社会政治动员。相应地，政府决策的贯彻落实与阶段性评估就成为该议题未来走向的关键。认真的贯彻落实并取得积极的阶段性成果，有可能会导致建立政府与民众、环境团体（分子）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结果将是该议题阐释与应对上的“政府挤入”或“环境非政府组织挤出”；或者相反，该议题将会走向新一轮的大众性社会政治动员。这是大气雾霾政治的第四步，也就是政策落实与反馈阶段。
另一方面，环境政治也会体现为不同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及其结果。其中，政府、政党、社会公众（包括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和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是主要的环境政治角色和行为体。
在民族国家层面上，现代民主国家尽管遭到了大多数激进环境哲学与政治学的理论批评，但依然是生态环境问题应对与管治的公认主角，而且，至少从欧美国家生态环境问题应对的历史经验看，它的确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
无论如何，相对于自由主义的市场，一个不断绿化的民主国家依然承载着人们更多的希望。因此可以说，广义的民主政治体制是环境政治得以孕育、成长与开展的基本制度环境和语境。
当然，民主政治体制并不意味着狭义上理解的西方政治模式，更不等同于美国政治模式。
在国际层面上，环境非政府组织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获得了大规模的数量扩张与自身发展，围绕着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南非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成为了国际环境政治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但是，迄今为止，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依然是国际或全球环境政治中无可争辩的主角。尤其是，以联合国机构框架为核心的国际或全球环境管治体制，仍是国际社会共同性努力的主要领导力量。
但至少与国内层面相比，国际社会协同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努力进展缓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达成的一种国际社会绿色政治共识，更多只是停留在一种政治宣示性或象征性表态，而不是义无反顾的切实行动，可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
因为如此，不无遗憾的是，正是在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的40多年中，我们唯一家园地球的整体生态环境在继续而迅速地走向恶化，而不是改善。
作为一个学科的环境政治学
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环境政治学大致可以从如下两个视角来界定或描述。一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属下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二是比较政治学属下的一个议题政治学科分支。
就前者来说，如果把最广义的环境科学分为环境自然科学、环境工程科学（技术）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或系列的话，那么，环境政治学就是隶属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三级分支学科。
就我国而言，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对日渐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回应与互动所形成的众多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的总称。
它具体包括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文学（艺术）、环境史学、环境社会学（人类学）、环境政治学（公共管理）、环境教育学、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等，同时还应包括近年来在属于理工门类的以环境自然科学与环境工程学科为主体框架内，成长起来的一些明显具有人文社科属性的分支学科，比如环境伦理（哲学）、环境与社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源保护）、环境与公共管理、环境与国际合作（法）等。
也就是说，环境政治学只是上述诸多环境人文社科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而且可以想见，它们相互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学科背景或基础知识上的关联、甚至是交叉，比如在环境政治学与环境哲学之间、环境政治学与环境社会学之间、环境政治学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之间。
承认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或环境政治学的隶属性，一方面，可以强调环境政治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和相互支撑，尤其是比如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对于环境政治研究的母体性学科意义。
环境政治学中非常普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哲学与伦理将决定着什么样的政治与政策，同样是生态友好或环境友好的政治与政策，可能基于完全不同的哲学和伦理理由（依据），因而可能是彼此并列甚或对立的。
另一方面，可以彰显环境政治学对于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工程科学（技术）类学科的依赖与借鉴特征。
也就是说，环境政治学所涉指讨论的“环境”或“生态环境”，首先是一个自然科学或工程科学（技术）意义上的概念。
离开了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工程科学（技术）作为基础，环境政治学无论是对于问题本身的确定与阐释，还是对于解决方案的制定与提出，都是缺乏最基本的学理依据的。
比如，对于城市的大气雾霾问题，如果没有充分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和工程技术手段作为支撑，单凭环境政治学孤军作战是很难取得什么成效的。
就后者来说，如果我们把政治学划分为政治理论（思想）、比较政治学、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关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研究方法等二级学科，那么，环境政治学大致属于比较政治学属下的一个议题政治分支学科。
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它的议题政治性质；二是它的比较研究方法。议题政治是指它集中于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某一方面关切或其中的某一环节，相应地，这也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对比较政治学做出学科划分的一个维度。而环境政治学就是对人们的环境政治意识与行动的系统性理论研究。
比较研究方法并不是环境政治学的唯一研究方法，但是，在不同社会主体的环境政治意识与行动的比较研究中，探询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适当的政治观念及其制度构架，的确是环境政治学最主要的方法论考量和原则。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把环境政治学划分为：生态政治理论（思想）、环境运动（社会组织）和政党、环境管治与公共政策、国际（全球）环境政治这样四个组成部分。
生态政治理论（思想）集中于分析不同政治主体包括个人的环境政治意识或生态政治观念，环境运动和政党集中于分析作为环境公民社会主要构成部分的环境社会组织与环境政党（绿党）及其社会政治动员，环境管治与公共政策集中于分析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政府环境政策制定与落实，而国际环境政治集中于分析全球视野下的环境国际政治与合作，以及一种全球性环境管治愿景与制度框架的发展。
至于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政治学学科的历史演进，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代初之前、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至今。
1970年代初之前是环境政治学的萌生阶段。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的庆祝活动、1971年新型环境团体“地球之友”的成立、1972年发表的两个研究报告（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和生态主义杂志编辑的《为了生存的蓝图》）、1972年举行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和1973年先后成立的新西兰绿党与英国绿党，所有这一切，标志着环境政治的主要元素或维度在短短几年内成长起来。
而在这之前，环境运动还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新左翼运动或新政治运动。环境政治方面的理论思考也更多局限于哲学伦理或左翼理论批评的层面。[6]
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代末是环境政治学的形成阶段。一度激进的新左翼或新政治运动向独立的环境新社会运动的演进，欧洲绿党的纷纷成立并参与到议会民主政治（1979年瑞士绿党成为第一个进入联邦议会的世界绿党）、欧美国家环境保护机构与环境法的运转实施（美国先后于1969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1972年设立了联邦环保署）、以联合国机构平台为核心的国际环境保护努力（比如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应对地球臭氧层的破坏），使环境政治日益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性方面。
在理论层面上，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流派；关于西方环境运动和欧洲绿党的研究出现了许多重要成果，而政府环境公共政策和国际环境政治的研究也有了不少代表性的成果。
总之，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环境政治学已然或正在成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分支或学科。
1990年代初至今是环境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阶段。一方面，环境政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展与深入而日益越过欧美发达国家的边界，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或全球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治与公共政策逐渐获得了国内政治舞台上的认可与接纳，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开始学习在国际环境政治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互惠合作与利益博弈。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围绕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落实而展开的全球气候变化政治，正是这方面的突出体现。另一方面，环境政治学方面的理论著述开始大量涌现，使得我们很难再做一种全景式的学科进展描绘与综述。
相比之下，环境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虽然近年来也已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无论与国内其他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相比，还是与欧美国家的环境政治研究和传播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专业性学术期刊、专门性学术研究机构（包括研究生教育与培养）和全国性学术研究网络建设等方面，还亟待实现一种阶段性的或质的提升。
环境政治学的挑战潜能与现实制约
环境政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已经有着40多年的历史，环境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学分支学科或环境人文社科学科也已有着20多年的历史。但无论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实际成效，还是自身发展的趋向与可能性上，环境政治都还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1.环境问题与环境政治
正如前文已指出的，客观存在着的生态环境难题，并不等于或可以直接转化为现实性的环境政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用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无或严重程度，来论证环境政治学的生成与发展。
换言之，环境政治归根结底是一种新政治，环境政治学归根结底是一门新兴的政治学分支学科。
因此，影响着环境政治以及环境政治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如果不是首要问题的话，仍是我们时代所面对着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基本走向。那么，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着的生态环境状况究竟是如何一种情形呢？
从纯粹自然科学的视角来说，绝大部分生态环境问题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或争议性。这其中除了人类科技认识水平的局限性，还有着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制约”，即人类社会无法承担某些生态环境问题任其恶化下去的可能风险（去做事实验证）。
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可以建立一种更宏观与宽泛的科学背景之上。依此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及其成果，已足以使我们大致勾勒出现时代人类社会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的境况。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至少与40多年前的1970年代初相比，我们很难说人类社会在整体上生活在一个更为安全、舒适与可持续的生态环境之中，而且，环境问题正在日益明显地呈现为一种跨国、国际和全球性的问题。
总之，从环境问题与环境政治的关系来看，未来发展中存在疑问的也许不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无及其严重程度，而是人类社会能否将其确定为一种高等级的政治议题并切实付诸行动。
也就是说，我们不太确定的是，日益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能否最终演进成为一种真正全球性的环境政治，而不再只是一种全球舞台或机制下的传统（利益）政治。
这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不是像“生存主义”学派所宣称/期待的那些直接关系着人类生死存亡的科学“硬证据”——比如可获得能源和某些关键性资源的枯竭或人口过度膨胀导致的生态崩溃，而是对已发现趋势不断积累着证据的人文社会科学阐释及其反思。而首当其冲肩负着这一使命的正是环境政治学，那么，环境政治学的发展前景又当如何呢？
2.人文社科视野下的环境政治学
一般地说，环境政治学像其他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着大致相同的促动性和阻碍性因素或条件。
就促动性因素而言，其一，经济社会的后现代化演变，会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经济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与制度架构和大众政治文化。
至少从欧美国家过去40多年的经历来看，伴随着后现代化进程而发生的，是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比例的大幅度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幅度上升，相应地，越来越多公众渐趋强烈的绿色政治议题关切，与主要政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绿化和民主政治制度框架的绿色开放性，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我们很难简单断定，哪一个方面的因素是更直接或更具有决定性的变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要素作为一个整体而显示出的阶段性变化所呈现的普遍性。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主动或被动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国家和区域，似乎迟早会开启一种经济社会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而这会构成一种包括环境政治在内的新政治成长的总体背景与语境。
其二，对现代性或现代文化的后现代人文社会反思与批判，必将会指向和聚焦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与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层面上的“去工业化”相一致的，是生活层面上的“去物质化”和精神层面上的“去现代性”，相应地，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理念和模式的重构。
而这种后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对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重建，至少包括两个同样重要的维度：个体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精神性连结（比如深生态学），和个体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连结得以实现的社会性结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结构（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其三，国际化、全球化的学术与信息交流语境，为包括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发展提供着更为便利的条件。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处在了一个迅速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发展环境之中。
就我国自身而言，至少在19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就开始译介欧美国家中关于环境运动与绿党的著述，而到1990年代初，学者们已开始翻译出版西方学者的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论著。
如今，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分支都已得到初步确立，其中，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法学已经成为与传统经济学、法学并驾齐驱的强势学科。
而环境政治学也在理论著述、国外名著译介、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种学术交流与对话上的迅捷性或即时性，为我国学者采用国际化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话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而就阻碍性因素来说，其一，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社会全球化，并不利于达成与践行一种全球视野下的绿色政治共识。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明显具有资本主义（亲资本）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着物质财富的全球性分配（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更加公平）的同时，也在加剧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性质。
这一事实对于一种更加活跃的环境政治来说，其积极意义在于，国际或全球性社会努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普通民众的绿色政治共识。[8]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
在经济社会迅速走向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国家并没有超越自己的传统主权利益偏好，而是在捍卫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和根本利益的旗帜下，结成了与国内外资本的深度政治联姻。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资本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天平上，民族国家明显在站在了资本一边。而这就注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约束性目标和自愿性目标，都只不过是“水中望月”。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所暴露的真正窘境，也许不是少数世界性大国的无所作为或故意不作为，而是国际社会面对着一个高速推进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及其显而易见的生态破坏性质却无可奈何。
其二，物质主义与大众消费主义的霸权地位，严重侵蚀着当代人类社会的绿色政治想象与意愿。
真正令人生畏的，也许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扩散而来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大众消费主义生活观念。
一方面，它从内心深处侵蚀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精英或变革先驱的绿色政治想象。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层面上的激进变革，都需要一批先知先觉意义的知识精英或行动先驱。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应对更是如此。
然而，长期处在一种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大众消费主义观念熏染之下的知识精英或变革先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及如何保持其先进性是存在疑问的。
另一方面，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它将会从潜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上销蚀着我们这个时代普通大众的绿色政治选择与行动意愿。环境政治的最根本性意旨，在于一种绿色选择和政治行动。
也就是说，为了摆脱我们以及整个星球面临着的生态困境，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出与目前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常识有重大不同的改变，从而成为“生态新人”。
但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大众消费主义生活观念的耳濡目染，很容易使我们屈从甚至迎合这种至少从表面上看也许更符合人性的生存理念与哲学，相应地，越来越疏离一种全球性的绿色政治愿景及其所要求的政治选择与行动。
其三，对现代科技主义的过度迷恋，妨碍着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态社会理性的形成。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现代科学技术构成了人类社会认知、把握与改变自然世界能力的一个崭新阶段。完全可以说，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没有现代物质文明与文化。
但是，作为发源于欧美工业现代化进程、并构成所谓“现代主义”或“现代性”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主义”，是另外一回事。
科技主义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它在何种程度上妨碍着一种生态化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在于妨碍着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态社会理性的形成。
一种合生态的未来文明与文化离不开生态化的科学技术，但在一种充斥着科技主义气息的社会氛围之中是孕育不出这样的绿色科学技术的。
实现这样一种变革的关键，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继续大规模或资本密集化扩张，而是需要一种新政治与新文化。而至少从当今世界的视野来看，充斥着大众传媒的仍是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的喧嚣，而且，即便是绿色科技旗帜下的创新，也依然充满着商业大战和政治较量的色彩。
强调上述三点，绝非是为了论证一种新型环境政治学的断然不可能，而是要指出，像其他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环境政治学，尤其是一种面向或立志于全球性生态化变革的环境政治学，其实面临着一条远非平坦的未来道路。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两点结论性看法，其一，环境政治学肩负着巨大责任或挑战潜能。环境政治学不但要做到能够切中要害地挑战反生态或不合理的现实，而且要做到能够令人信服地构想一种绿色的未来。
在这方面，客观而言，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激进政治哲学，还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红绿”激进政治哲学，都是在前者上的表现远胜于后者。换句话说，它们往往较为出色地揭示了现实状况的生态不可持续性，却还难以提供一种有充分说服力和吸引力的目标与路径替代。
这种状况作为一种暂时性现象是无可指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若长此以往，必将会损害到人们对一种生态化激进变革的可能性的认知与认同，也就是环境政治学本身。
其二，环境政治学面临着巨大压力或现实挑战。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并不怎么有利的客观环境中，环境政治学不但要做到超越现实，保持一种反思与批评各种主流性实践和理论的生态超越性立场，而且要做到不断地超越自身，尤其是努力在一种绿色自我批评与对话中，做到在超越现实的同时不断地超越自己。
最后，我们还应简单讨论在并不十分确定的环境政治和环境政治学发展前景中的中国地位与角色。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在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已经是问题的一部分，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也成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这句话当然不能简单做一种西方语境甚或特定动机下的解读，比如片面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于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责任，甚至进一步编排为另一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相对于过去中国贫穷的威胁）。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规模与总体实力的增强，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是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复或模仿，我们的确肩负着日益增加的世界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接下来，我们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思考，究竟如何成为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一方面，只要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好，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或星球的巨大贡献。这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同样是非常正确的。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的环境政治和环境政治学——如果切实有效的话——将是当今世界最为出色或成功的环境政治和环境政治学。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就像国内的环境问题已很难在一种单向度的领域或政治视角下得到解决一样，日益全球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也迫切需要在一种国际或全球性的政治舞台上来加以应对，而这最为需要的就是修养与践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主义和全球主义。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的重要形象的体现与责任维度之一，就是尽快成为这样一种全球性环境管治体系与规则创建及其遵守的模范。依此而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正是中国特色环境政治和环境政治学的正确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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