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公害病患者相继离世，河流逐渐自我净化，土壤的污染却不会自动解除，即使过千百万年，它仍然稳定地存在，这正是重金属污染的特殊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不乏技术和财力的日本，修复土壤的任务仍未完成。而对于中国，它在未来又会成为怎样困难的一个任务呢？
文/杨传敏（本文发表于2010年10月20日出版的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
痛痛病受害者在患病以后，身形一般会缩小，异于常人。资料图片
日本富山神通川流域，正在修复的土壤。历时40年的客土修复计划，到明年才能完成。杨传敏 摄
水俣病的污染源：窒素株式会社排放的含汞污水。（尤金·史密斯组照《水俣》）
先天性水俣病患者TakakoIsayama和她的妈妈。（尤金·史密斯组照《水俣》）
当时的日本环境厅厅长探访水俣病受害者康复设施。资料图片
痛痛病患者。资料图片
[上篇]世纪之“痛” 痛痛病阴影与镉污染修复的代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公害事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仍延续至今。虽然在公害基本法制定之后，重金属污染事件得到控制，但其污染阴影仍未完全在这个岛国抹去。
日本厚生省的调查推定，在1911年，神通川流域就出现了第一位痛痛病患者。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种恐怖而且神秘的疾病开始见诸报端。时值痛痛病患者受害近百年，南都记者特赴日本，采访了环境受害者、土壤学家、律师辩护团、公民社团领袖、政府官员等各个层面的相关人，希望能给中国重金属污染未来的治理带来启发。
即使是现在的日本，诊断疾病是否产生于重金属污染，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现年98岁的彬野，在她96岁才被诊断出是镉污染的受害者。她患的疾病异常罕见，无法行走，亲人甚至无法搀扶她，搀扶和接触都会令她的骨骼疼痛加剧。这种被命名为“痛痛病”的神秘疾病，曾经肆虐在本州岛中部的神通川流域，直到现在它依然像一个幽灵般出没。
从河流到土壤再到住民，矿毒在神通川的侵袭深入的60年，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地震。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重生，其艰难不亚于地震后的重建，甚至这种过程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40年过去了，受害者仍然生活在不安中，日本社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土地污染的阴影仍未消除。
患者：矿山下的牺牲品
彬野是至今仍幸存的少数受害者之一，她银白色的头发稀疏，弱小身躯蜷缩成一团，在医院病床上长睡不起，亲人每天都会来探视她。但她对外面的世界毫无知觉，一根输送养料的管子直插入她的肠胃，同时和养料一起输送的还有一种对骨痛有缓解作用的药物维生素D。
之前在别的医院，彬野曾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和肾萎缩，这些都是痛痛病患者的典型症状。在荻野医院检查后，医生青岛惠子建议她去做一个痛痛病专家鉴定。
这个专家鉴定由1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组成，这个程序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启动，专门甄别三井矿业的镉污染受害者，并提供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赔偿和援助。
被认定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分别是：1)长期在被镉污染的地区居住；2)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在成年期后才发现；3)肾脏功能的损害；4)骨软化症。其中，骨骼松散和软化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症状，可被医师用作判断痛痛病的重要依据。
在受害者体内，和镉富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铅和锌的积累，但和镉相比，数量被认为不足以致病。
自70年代日本厚生劳务省启动患者认定程序以来，像彬野一样经过国家认定的“痛痛病”患者共有195名，还有404名疑似患者曾经接受过医学观察，他们在等待中陆续死于肾功能衰竭。还有5位“获得认定”的垂垂老者尚存人世。彬野正是其中的一位，在被鉴定为痛痛病之后，她可以获得来自三井矿业公司的赔偿。
“经济赔偿是三井公司唯一能做的事”，长期医治痛痛病患者的医师青岛惠子告诉南都记者，几十年里，三井从来没有派人来看望过病人或者当面表达歉意“他们只是付钱”。
三井是日本最大的财阀集团之一，其属下的三井矿业从上世纪初即开始了对神冈矿山的开采，这是日本最大的铅锌矿之一，和铅锌矿伴生的镉，在洗矿之后随着污水排入神通川，污染了沿河两岸。
自上世纪前半叶起，受战争影响，日本社会极度渴求资源，战后又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矿产冶炼带来的重金属污染被日本人称为“矿毒”。
神通川流域延绵入海，两岸的水稻田，在当地的经济构成中，至今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若在这个小城市的道路上行走，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农业机具店。
农业和农民曾一度在这个日本的鱼米之乡成为牺牲品。富含镉、铅等重金属元素的毒水顺流而下，再通过引水渠道流入稻田。最初，受到影响的是神通川里的鱼，而这只是痛痛病公害的开始。直到这个世纪初，居住在富山县的当地居民中，陆续出现一种奇病，身体扭曲佝偻，骨头软弱无力，患者大多是妇女，她们丧失了所有劳动能力，只能卧倒在床，骨头疼痛不堪，直到死亡。
病痛“镉”入膏肓，骨软肾衰
镉毒成了神通川流域的一部分，40年之后仍挥之不去。最近10年，荻野医院推荐的疑似受害者就有19名，其中有12名完成了“国家认定”。
荻野医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痛痛病公害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富山县治疗痛痛病的重要医疗机构。90岁的桥诘和彬野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被鉴定出来的，她还可以在女儿的搀扶下行走，但必须每个月两次到医院接受治疗。她的主治医师是青岛惠子，她也是荻野医院的院长。
桥诘住在妇中町，距离神通川三公里远，年轻时在家务农，神通川的镉水通过引水渠流入她家的田地。她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只是一点点痛”，她说，“眼晕，医生说我血压不稳，我以为是过度疲劳”。但她的病情在随后的30年里逐渐加重，到最近几年已经无法行走。
“实际情况是，虽然痛痛病在这个地区如此出名，大部分医生对痛痛病仍然缺乏认识”，桥诘的弟弟高木良信评价说。高木是当地自助公民团体、痛痛病协议会副会长，在40年前是痛痛病受害者申诉的主要参与者。40年前，他只是为了这个地区的权益奋斗，他没有想到自己当时的争取，现在能帮助到自己的姐姐。
但这只是有限的帮助。注射特殊的维生素D，是治疗骨质疏松的主要方法。肾脏的衰竭却无法治愈。
“镉在人体的积累，通常是不可逆的”，青岛惠子院长告诉南都记者，它是一种容易在肾脏积累的重金属元素，并且同时可以在肝脏积累，而且它只要一旦存在在人的身体，便很难通过排泄、分泌等方式排出。
大部分痛痛病患者死于肾功能衰竭，青岛说，我们尝试了很多种办法，也无法治疗，“镉一旦侵入体内，还会令维生素D流失，这种流失通常伴随着荷尔蒙流失，所以痛痛病常见于更年期前后的妇女”———这解释了，在最后认定的173名受害者中，除3名男性外，为何大部分是务农的妇女。
痛痛病最初的病症是全身骨头酸痛，这通常会被患者忽视，被误认为是过度劳累。之后骨质疏松的过程开始，患者的疼痛遍及全身，最终导致骨软化症状，丧失劳动能力。痛痛病在日文里的Itai-Itai，正是痛苦的叫喊声。
“肾脏受损没有治疗办法，也会令很多患者意志消沉，对生活失去信心”，青岛说，所以作为医生，不仅要对患者进行身体治疗，还要进行心理治疗，劝导他们按时来检查、注射。
客土：置换被污染的土壤
需要治疗的不仅是桥诘，还有她家的1.8公顷农地。土地也需要被认定，富山县被认定为受到污染需要修复的土地共有1500公顷。这项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土壤复原事业”。在随后漫长的40年里，这项事业被证明是耗时耗资的过程。
在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后，土壤修复亦成为日本农业科学属目中的一个重要学科。
1970年，环境污染成为日本公害事件之时，现年70岁的东京大学教授茅野充男还是国立农业研究所的年轻人，现在他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农业和土壤学者之一。他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如何减少植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如何减少土壤污染。
野充男的重金属研究和日本土地污染和治理的历史正好重合。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环境保护让位于工业和矿产开掘，重金属污染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茅野充男说，人们对重金属的污染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最早发现的是那些影响植物生长的金属，比如镍和铬，然后人们发现了镉”。镉不会影响水稻的生长，但摄入镉会损伤人的肾脏。
他最早研究的重金属是铜，铜是一种会令水稻严重减产的重金属元素。在渡良濑川，足尾铜山把下游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中。之后，茅野教授又研究了铬和镍，它们都对植物生长有影响，铬同时是一种可能致癌的重金属元素。
之后他接触到了镉。从1970年到1975年，茅野作为土壤研究学者来到富山县，和多位科学家一起做土壤试验，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减少土壤中的镉。他说，当时试验了很多种办法，包括稀释，但效果都不理想。
于是科学家们在1975年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从神冈山区取走干净的土，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因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在分界线上填充了一层坚硬的物质。不过，茅野补充说，“污土仍然存在，只不过被埋得更深”。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把被置换的土堆到一起，它的长是1公里，宽是1公里，高将近4公里，大卡车要拉10万次。
可以想象的是，“复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财力支持，所以直到现在，富山县的土壤修复仍然没有完成。车行在富山县的乡间道路上，仍不时能看到一大片正处在修复状态的田地，刚刚被卡车拉来的新土覆盖。
虽然客土带来对山区生态的影响，也在受到学界关注，但茅野博士说，“在70年代，这是唯一的办法”。日本环境省土壤环境课农用地污染对策组则向本报记者说明，至今，客土仍然在日本各地广泛使用。
治土：复原的代价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洗矿水的污染往往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40年之前，日本通过立法，形成一套全方位从河流到土壤到受害者安置的系统方案，南都记者了解到，在治水方面，这套方案已经取得了效果，神通川河水现在已经基本正常。
然而和治水相比，治土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过程，在1971年土壤污染被列入公害之后，日本制定了《土地污染防治法》，按照此法，各地方政府必须自行安排土地调查，由地方指定污染地区，然后自行制定修复计划。
经过富山县调查，有1500公顷土地需要修复(镉含量可能或者肯定在0.0001%以上)。但最后，实际需要修复的土地缩减到了856公顷，其余土地被改变用途。
“修复土地的缩水是因为，在三井和当地居民签订的誓约书中，只规定了农业用土地必须恢复”，痛痛病律师团成员水谷敏彦律师告诉南都记者。
复原土壤实在太贵了，以至于三井公司为了减少复原面积，甚至宁愿为富山县修建更大的机场。在富山机场，有一块宽阔可同时容纳几百辆车的露天停车场，是日本国内罕见的免费机场停车场，就是在这次扩建中搭建的。
并且，水谷律师说，三井出于改变土地用途的目的，也希望帮助当地发展经济，这样便有更多人可以从农业中解脱出来，可以令农用地减少。但他补充说，收效并不高，因为富山县仍然是以农业为主。
关于客土的费用，日本环境省官员向本报介绍，现在修复1公顷土地的费用，大约是2000万到5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相当于几百万元)。记者查看了《神通川流域污染农地复原表》，记录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而这还不是终点。
土地修复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最终，三井虽然承诺，但无法承担所有土地赔偿费用，在和地方商议后，三井公司的负担减轻到了39.39%，剩下的将近六成，由国家和富山县各自负担，作为更小行政单位的市町也会相应承担一小部分。
日本人开起了数字的玩笑，他们说，减轻负担之后的公司负担比例“39.39%”，像英语“ThankyouThankyou”的谐音，正好是“谢谢国家，谢谢政府”的意思。
“承担比率以及计算依据通常因地而异”，日本环境省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对三井公司的负担作了补充，对于相关单位的费用承担比率，一般是根据公害治理费事业者负担法，由地方政府具体确定。由于换土同时会伴随道路和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将防止公害目的以外的施工部分让事业者承担。因此，“对于这些不能让事业者承担的部分，就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来承担了”。
难题：受害者如何证明自己
按照70年代制定的标准，富山县的土地复原将在明年基本结束。但痛痛病的影响还在继续。
水谷是加入到痛痛病受害者辩护团中年轻律师的代表，令老一代律师欣慰的是，有年轻人的加入，不仅可以继续保护受害者权益，也可以继续监督三井公司，让污染的噩梦不再出现。
痛痛病患者协会和律师辩护团结起来的历史已经维持了40多年。痛痛病辩护团的前身正是70年代的律师诉讼辩护团。在1972年痛痛病诉讼全部取得胜利之后，大多数外地律师离开了这个团体，但本地律师留了下来，并且还陆续有新人加入。但他们的关注领域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
水谷告诉记者，在1972年签署和赔偿有关的三个誓约书之后，环境受害者都可以“顺着规则走”，没有人再单独提出上诉，但“在土地没有完全复原之时，我们便没有完全胜利”。
而明年的土地修复结束，也并不意味着终点，律师团不会解散，水谷说，“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比如在工厂和受害者之间，仍维持着一种虽信任但紧张的关系。受害者团体仍怀疑患者认定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可以操纵的内置程序。受害者团体也怀疑，富山县有意控制认定受害者的数量。水谷律师便希望建立一套公害健康不服审查系统，来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
这套系统曾经发挥过作用。1992年，经过律师的争取，有5个在过去没有被指定为痛痛病的人被认定。1993年，13名曾经被排除在外的患者被认定为痛痛病受害者。
测量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并非难事。青岛医生告诉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只需要100立方毫米血样，就能准确测量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
但在全世界范围内，环境受害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 如何证明自己。有时候他们缺乏相应的知识，有时候他们缺乏必要的帮助。
即使像痛痛病这样判断标准非常明确的疾病，仍然存在一些不可控因素。究竟谁是环境受害者？谁应该得到赔偿？
争议：如何甄别潜在受害者
环境受害者认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样充斥在水俣病的诉讼过程中。水俣病是发生在水俣市的海洋甲基汞污染事件，在食用含有甲基汞的鱼贝后，附近居民出现了神经系统中毒的各种症状，至今已有1440名受害者确定因水俣病死亡。
一位同时在日本环境省保健业务室和特殊疾病对策室工作的官员，恰好参加了这两种公害病的理赔工作。他向南都记者比较了这两种病的认定方式，认为水俣病认定比痛痛病困难很多。
他说，至少痛痛病的临床表现，所有人都比较认可，而水俣病则更为复杂，比如水俣病的表现是神经迟钝、触觉麻木，很难用仪器去测量。而且其他类型的疾病也很容易引发神经系统疾病。于是水俣病成为更为复杂的公害事件，环境省也专门成立了针对水俣病的特殊疾病对策室。
这位官员说，“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要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政府只能做到尽量让大多数人满意”。水俣病受害者认定异常艰难，不仅因为人数众多，而且因为政府谨慎态度造成的不信任感觉，令很多潜在的环境受害者不满。
日本政府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针对社会上的批评，怎么让大家形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认可标准，一直苦无良策。直到去年，有议员立法提出，在“受害者”之外，在外围确定一批“轻度受害者”，由企业给与一次性补偿，同时由政府在医疗上给出保险补偿。
这个办法已经在去年确定，现在水俣市正对可能的外围受害者进行甄别。
阴影：比土地修复更难
重金属污染给日本留下的课题远不止于此。
从1976年开始，重金属污染检查在日本全境铺开。只要是有可能产生污染的地方，都进行了调查，比如后来被证明存在镉污染的秋田。在水俣病的发生地熊本、新潟，也分别进行了针对化学元素汞的调查。
日本一共有几十平方公里土地需要深度修复，茅野充男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大都通过换土的方式得到了改善。但在明年，日本将执行更严格的世卫组织标准(C D E X )，这意味着日本将多出几乎和原来相等的需要修复的土地面积。
日本环境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并未回避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执行新的标准后，复原土壤将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换土是从70年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方式，科学家们也在重新审视，希望找到一种更经济的方法。秋田大学用长香谷来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经过三年实验，土壤里的镉下降了15%，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有前景而且省钱的方式。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发明最经济的方式来修复土壤，在欧洲，科学家实验电极吸附，而在中国，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也在试验用蜈蚣草来吸附土壤里的剧毒重金属砷。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任何国家都会被证明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明年是首位痛痛病患者受害100年纪念，而令受害者协议会忧虑的是，年轻人或许已经忘记了神通川曾被污染的历史。而同时，重金属污染的危险在日本已经非常普及。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正好看到东京的报纸上有一期封面，对东京筑地海鲜市场搬迁计划狂轰滥炸，就是因为待迁地是工业垃圾填海造地而成，这块陆地重金属超标可能上万倍。
工业界则在不断改善，三井矿业仍然在神冈山中冶炼矿石，但从这个世纪初开始，随着矿石品质下降，原料改为从国外进口。
神通川江水已恢复清澈，但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仍未全部消除，长期照顾病人的青岛惠子医生远眺河水，心情不能平静，令她忧虑的是，河床里还积淀着富含镉元素的河泥，无法除去。
而对于像彬野这样的受害者，无论土地如何修复，也不足以补偿她。痛痛病对三井公司或许是经济损失，但对她来说，却是被消磨的全部生命。
下篇：庶民抗争 受害者、律师、公众如何推动政府立法
痛痛病患者和家属在东京参加抗议活动。 资料图片
庞大的痛痛病律师辩护团合影，前排左五是正力喜之助，最右者是松波淳一。
痛痛病审判期间的抗议活动，有身份的政治活动家也陆续参与。
1972年8月10日，律师代表团和受害者团体同三井公司谈判签约，取得完全胜利。 资料图片
痛痛病对策协议会会长高木动宽，向记者介绍专家和居民调查团如何监督三井矿业。 南都记者 杨传敏 摄
80岁的松波淳一，上世纪70年代曾为痛痛病受害者辩护，著有《痛痛病受害百年回顾与展望》。 南都记者 杨传敏 摄
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与中国类似的经济快速增长期，G DP增速超过10%，沿海出现大量化工企业，同时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都集中在1970年前后提起诉讼。
受害者团体、律师团体、专家学者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不仅推动日本公害基本法制定，而且令日本政府架构调整，1971年，日本环境省从各部门中抽离成立。
曾为痛痛病、水俣病患者做过辩护的律师松波淳一告诉南都记者：经过四大公害对社会的洗礼，1970年后日本再也没有发生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而日本环境省官员则如此总结经验，政府与其后期介入污染事件，不如提前以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
居民团进厂监督
8月是日本最酷热的季节，雪山融化，不适合旅行。在这个多山的岛国里，位于本州岛的神冈矿山原本是不太起眼的一个，但自从上世纪70年代那场著名的环境公害事件后，它变得不同寻常。
每年酷暑，都会有各路专家从全国各地而来，头戴安全帽，小心翼翼探视，今年是第39年。
头发斑白的高木动宽，痛痛病对策协议会会长，是这次视察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而协议会，则是镉污染受害者自发成立的公民社团。
40年前，痛痛病是日本环境受害者维权取得最彻底胜利的案例，围绕三井矿业开采污染引发的受害者协议团和律师团活动旷日持久，并作为四大公害事件之一，成为日本社会重视环境保护的转折点。
今年来到神冈矿区行使监督权的调查团有120人，70多人是当地居民，其余是各地律师、科学家、研究人员。按痛痛病对策协议会的规定，国内各领域专家、学者都可申请加入。
经过数十年的监督，神通川河水里的镉含量如今已经降低到接近自然水平。相比前任小松义久还要去新潟了解水俣病受害者活动经验，高木动宽也已相对轻松，因为人们不用单独去争取，一切都有章可循。
由痛痛病受害者捐建的清流会馆，成为日本公害事件活着的纪念碑，每天都有客人来此参观
而记忆活在很多日本人心里，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梶雅范正是其中之一。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日本科学史，曾主修化学，所以对环境污染也有相应的兴趣。10年前，他曾经申请作为调查团成员之一，参观过三井矿业。
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梶雅范原本想象双方应该是剑拔弩张，但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工厂和调查团对话氛围比较友好。调查一般分为几拨人，有水源调查组、土壤调查组，调查团可以检查工厂的每一道工序，包括排污口和污水净化设施。调查之后，双方坐在一起对话。三井公司代表并列一排坐在主席台上，居民代表和专家学者代表坐在下面。
“不是第一年双方就有这种默契”，高木动宽说，1972年，第一次调查开始的时候，三井公司比较抵触。时间越长，企业和社会调查团的磨合越融洽。
由于公众热情参与，不间断地对企业进行监督，三井公司在后来变得很主动，每年都作公害报告，主动告知神通川水的镉污染程度。
梶雅范作为一个外来的参与者，则认为这些公害报告对于提升企业形象也有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人日益注重环保，像三井这样的大财阀集团，塑造环保形象，商业利益也会随之而来。
科学证据链形成
不过，这种调查与被调查的关系形成，绝非来自于温文尔雅的协商，而是通过依据法律的争取。
高木动宽回忆，最早从1960年开始，由于矿山排污影响农业生产，当地就组成了居民联合协会，集体和矿山协商经济赔偿事务，之后痛痛病受害者团体成立。
第一次把痛痛病和环境污染联系起来的医生叫荻野升，他在上世纪50年代是荻野医院的继承人，其家族在富山县是望族，历代从医。
最初，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地方病，50年代初，风湿关节炎专家研究队还远道从东京而来。随后，痛痛病患者被医生诊断为维生素D缺乏症。
在治疗骨痛病患者时，荻野升发现他们都住在矿山下游的神通川流域，饮用水源和灌溉用水均来自这条河流，他后来写了一系列学术文章，第一次正式提出痛痛病可能是由于矿山污染。
荻野升随后邀请了冈山市的小林纯教授，用化学方法化验了神通川里的水，发现里面含有大量重金属。而最终确定污染成分的是农业博士吉岗金市，他对受害者遗骨和流域植物做了化验，把污染物质最终锁定为“镉”。这些研究结果，都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发表。
通过医生和化学家的努力，镉污染和痛痛病之间产生了一个相对严密的证据链，并成为痛痛病作为公害事件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
高木动宽说，“当时社会舆论普遍支持痛痛病人”，专家的研究也增加了受害者协会的信心。
1966年，妇中町的一位普通农民小松义久成为了痛痛病“成人团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当时针对矿山污染的公民活动组织有好几个，除了“成人团活动”，还有“公民团”和“农业成年部”，各自关心健康、经济方面的赔偿。
最初，当地住民主要关注经济赔偿，不仅神通川鱼少了，当地的米在市场上也不能出售，而这些都是妇中町作为一个大型农业社区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到后来，痛痛病越来越多见之于普通农妇，健康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诉求。
上世纪60年代末，小松义久到新潟市考察了第二水俣病受害者的协议会活动，回来后他对大家说，必须用法律手段解决。
于是，受害者协议团开始联系律师。不过，在最后赢得诉讼前，所有的法律咨询活动都是免费的，甚至连往来的交通费用都是律师自掏腰包。
庞大的律师辩护团
松波淳一是当年参加辩护团的主要律师之一，他今年已经80岁了，虽头发花白，仍笔耕不辍。他写了《痛痛病被害百年回顾与展望》一书，作为事件亲历者、辩护团的主要成员之一，记录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松波淳一的书房被高大的书架环抱，上面不仅有法律著作，也有化学、医学的参考书籍。环境法是一个专业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不仅要懂法律，也要懂科学，直到现在，老人仍然在不断总结。
松波淳一在富山县出生和长大。痛痛病诉讼案件发生时，他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律师。同为当地律师的岛林树，亲属是痛痛病患者，他起初在东京组织律师辩护团，邀请松波淳一加入。当时是1967年12月，辩护团还没有太大的规模。之后，松波淳一回到富山、金泽组建辩护团。1968年1月6日，痛痛病的律师辩护团在东京成立，律师人数十二三名，接着，他们开始到富山搜集证据。
荻野升和吉岗金市关于痛痛病的重要学术报告已经发表了，前者分析重金属污染会致病，并且提供了患者病情的证明材料，后者则通过化学元素分析发现了镉是引发痛痛病的主要原因。这些都被辩护团认为是非常有利的证据。
1968年3月，9位病人、20个亲属提起诉讼，要求三井矿业公司赔偿6100万日元，在日元还没有通货膨胀的当时，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虽然辩护团起初成员很少，但随着案件诉讼进程的深入，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其中，到最后共有345名律师为痛痛病患者辩护。
松波淳一告诉南都记者，“这个数字约占当时日本所有从业律师的3%”，其中有20余名主力律师参加了诉讼的所有回合。
最突出的是一位叫做正力喜之助的律师，他后来成为了辩护团的团长。正力喜之助出生在富山，是一位相当有声望的保守派，他的叔叔是国会议员，也是读卖新闻的老板。当时日本的环境保护运动往往被认为具有激进的左翼色彩，而正力喜之助作为保守右翼的加入，对最后的审判结果有很大影响。
和受害者辩护团对阵的三井矿业，也曾邀请正力喜之助为自己辩护，但遭到了拒绝。三井的企业辩护团，一共有10名律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劳动纠纷和职业病诉讼不断，已造就了一大批专职劳资纠纷的名律师。作为日本的大财阀，三井所邀请的都是佼佼者，在劳资纠纷方面富有经验。
但诉讼被证明对被告不太有利。松波淳一说，首先环境诉讼不同于普通的劳资纠纷，而且在提供法律证据方面，双方明显不对等。作为原告的受害者，他们有专业的医生、化学家提供的学术报告作为证明，而作为被告的三井矿业，只有从属于这家公司的医院提供医学证明---他们认为痛痛病患者实际上是一种维生素D缺乏症，是一种地方病。
而作为地方政府，富山县处境微妙，当时这一地区也快速发展，政府公开认同三井矿业对住民营养不良的判断。松波淳一记得，在厚生省关于“痛痛病是由于镉污染”的调查报告出现之前，富山县也成立了一个调查团，主要调查居民是否营养不良，不过这个调查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即自行解散。
在日本的行政编制中，“县”的级别仅次于国家，相当于中国“省”的概念。而作为更小的行政和社会单元，妇中町则反对“营养不良”的假定。
最大胜利：公害防止协定
一审败诉后，三井矿业不服判决，即刻提出上诉。二审辩论非常激烈，甚至出现了反复，一审时为原告作证言的一位医生曾经在二审中修改口供，把痛痛病重新归为碘缺乏症。作为律师的松波淳一在法庭上力辩，最终取得了胜利。
痛痛病诉讼4年，成为波及全日本的大事件。审判期间，痛痛病患者代表在法院门口抗议，病人们亦现身东京散发传单并现场演讲，这些活动都被媒体广泛报道，引发了全国声援。等到1972年二审结束，法院判给受害者的赔偿数字又翻了一倍，同时要求企业对患者进行医疗救助。
1972年8月9日再次败诉之后，三井矿业主动放弃了最后一次上诉。律师团和受害者团体连夜赶到三井公司，第二天，双方谈判。
谈判气氛很紧张，一共签了两个誓约书，一份誓约书是，承认痛痛病是由于矿山废水排放的镉污染造成的，今后永远不在此事上再与受害者争论。第二份是农业补偿，三井承诺赔偿全部农业经济损失，并且负担土壤修复的全部费用，土壤修复期间如耽误耕作期，全部经济损失亦由三井公司负责赔偿。
身为大财阀企业的三井公司，虽然在执政党中有广泛关系，但迫于社会压力，还是不得不接受了严格的赔偿条款。它们包括，支付给患者1000万日元的一次性赔偿金，并负责患者此后的生活和医疗费用：全部治疗费、去医院的交通费，每月9万日元的生活开支，除此之外，受害者需要温泉疗养，这笔费用也要由三井矿业支付，每年9万日元。
除了确定的受害者，待观察者的费用三井矿业也要相应支付，不过赔偿金略低于已确诊的患者。
“虽然部分受害者当时还对结果稍有不满足”，高木动宽说，但我们已经很满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谈判结果，“这是第一次，居民团战胜了企业”。
而松波淳一认为，谈判所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也是迄今为止日本环保运动取得的最大胜利，是产生了一个由受害者监督企业的公害防止协定。按照这个条约，每年由受害者和专家组成的调查团都要对三井公司的生产状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且，被害者团体只要有怀疑，随时可以委托专家对三井公司的生产状况进行调查，所有费用由三井负担。
这个协定，也是谈判中最为艰巨的部分。松波淳一记得，“他们(三井)曾非常反对”。当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作为当地行政主管单位的富山县站出来，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为了保护当地住民的权益，希望代表污染受害者去监督公司。
但是松波淳一指出，“因为之前富山县在痛痛病问题的解决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律师团和受害者团体都非常担心当地政府偏袒三井公司”。最后，居民在监督三井公司运营保证书的签订中，把当地政府抛开，而是利用医生和科学家的力量，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少到现在，在环境受害者的监督下，神通川镉含量已经恢复到安全状态。
国民意识转换
松波淳一在结束痛痛病的官司之后，又加入了水俣病的律师辩护团。
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时代。其间农民纷纷外出务工，而全国各大城市沿岸兴起化工热，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相继出现，并引发了后来全国性的环境保护运动。
从地理位置上看，四大公害都发生在远离东京的地区，工业城市，水俣病距离东京最远，在熊本县水俣市，社会阶层从高到低依次可被划分为最有势力的氮气公司、为公司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氮气公司的业务外包公司、销售公司、农民、渔民，作为受害者的渔民处在社会的最边缘。
和中国大多数环境污染事件相同，虽然工业城市经济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但受害者大多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松波淳一记得，四大公害之中，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最初发生在新潟，在1967年4月，新潟水俣病的特别研究团体发表了“是昭和电工鹿濒工厂的废水引起了第二水俣病的结论”，同年6月，受害者提起诉讼，同年9月，四日市光化学污染患者提诉，第三年痛痛病患者提起诉讼，1969年熊本水俣病提起诉讼。
当时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社都详细报道了被害者的惨痛经历，激起了受害地之外全国人民的反对公害运动，令执政党和在野党无法不正视。与此同时，患者之间、律师之间的交流也渐成共识：类似问题要用法律手段解决。
作为关注日本公害事件的学者，梶雅范认为，从经济发展到注重环境的转折点，不是某个案件的审判结果，而应是全体国民的意识转换。
而随着民众的觉醒，政府态度的转变也对事件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1967年7月，日本政府在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8年这一届日本国会随后被记入历史，称为“防公害国会”。
环境省土壤环境课农用地污染对策组一位官员告诉南都记者，当年通过了公害基本法，把大气、水源、噪音、震动、地震、恶臭确立为公害，后来1970年“防公害国会”又增补了土壤污染这一条。同年，对应的《农耕地污染防治法》制定，对土地污染防止、对农用地和农作物作了规定。
这位官员告诉记者，痛痛病审判恰好和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公诉推动了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公害基本法的完善又促进了事件解决。
公害基本法制定亦曾遭遇阻力，财团和由财团支持的政治家提出反对意见，抛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调和”的补充意见，意为虽然要环境保护，但也要重视经济发展，令公害对策基本法的效力减弱。
之后，全国公害反对运动继续盛行，1970年12月，在执政党、在野党的支持下，“调和条款”削弱，多项公害规则和法规被制定。
环境省：政府应提前介入
自从1971年环境省成立，通过公民运动压力，日本朝野思想开始统一：与经济发展相比，阻断环境污染的可能性无疑更为重要。
日本环境省在接受南都采访时指出，在公害事件得以解决的过程中，受害者参与、律师参与、媒体报道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媒体舆论监督首先对提高民众意识起到了很大作用，而政府都是在发生问题后才会着手解决。
在公害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令痛痛病律师辩护团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出自当时厚生省公害科科长。这位科长说，科学证明和地方政府决策是两回事情。政府如果发现可能引起公害的污染事件，即使不能完全确定，也要及时介入并且制止。
记者采访期间，日本环境保健部负责痛痛病和水俣病一位受访官员对这种意见曾表示赞同，他说，“比如痛痛病，到底是不是完全因为镉，有没有其他因素致病，现在也不敢说百分之百了解。但如果能确定这种关联程度是八九成，政府就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及时阻止社会公害事件出现”。
日本恰巧在1970年第一次举办世博会之后，开始从重视经济增长转变为重视环境保护。而中国现在可能也面临和日本当年相似的问题。这位官员在几个月前去过中国参观过上海世博会，他感觉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甚至要超过当年的日本。令他较为担忧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环境污染问题会不会同样出现。
回顾公害历史，谈及日本经验，这位官员向来自中国的记者表明了他的看法：发生问题的责任在企业，而受害者和企业的个别谈判往往效率都很差，社会成本很高，最终都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应该提前用立法的方式进行引导，最终让受害者和企业通过法律方式解决。
有史可鉴的是，上个世纪，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甲基汞污染事件，正是因为当地政府出面不够及时，才拖延数十年，影响数万人，最终酿成这个岛国最大的工业灾难。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发表于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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