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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塘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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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基塘农业分布很广，在当地的农业经济中占有的地位最为重要。
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由于国际的影响，广东的蚕桑业一度衰落。而在30年代前期，广东机器糖业促进了甘蔗种植业向没有蔗糖业传统的顺德基塘区扩展，桑基鱼塘便向蔗基鱼塘转化。蔗基鱼塘成为占优势的类型。
但蔗基鱼塘在顺德不是完全排挤了桑基鱼塘，而是二者并存，农民根据市场需要和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基面的作物栽培从而改变基塘的类型。蔗基鱼塘的应用促进了基塘技术的创新。如种植桑树的基面，采用上泥往桑树壅土的施肥方法，使土壤趋向紧密，而改种甘蔗的时候有利于改良基面的土壤，基面作物变为桑蔗轮作。
在实践中，顺德农民很好地解决了蔗基鱼塘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流与循环的问题：一是将蔗叶用作喂鱼的饲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塘生态系统的循环，二是加大对蔗基鱼塘生态系统外的物质投入。
如1950年顺德县龙清乡的农民郭炎在每亩鱼塘加入蔗叶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给蔗田施肥之外，往鱼塘投入的还有猪粪、蚕蛹、嫩草、水草(是长在水里的一种野草)、花生麸、蚕粪、米糠，总投入量为9620斤，每亩鱼塘鱼的产量为470斤，而当时的一般鱼塘产量只有150斤。
基面的甘蔗也获得了高产。有的农民还用蟛蜞沤水给甘蔗施肥，用野生的凤眼莲给蔗地作绿肥。20世纪的30—50年代蔗基鱼塘在技术上才成熟。
从上世纪的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鱼塘与桑基鱼塘基本保持并存的局面，根据蚕桑业和蔗糖业的市场情况互有消长。
二、稻田养鱼
稻田养鱼在唐代已有记载。《岭表录异》记载的新、泷州相当于今新兴县、罗定县一带，直到明代以前是壮瑶族聚居地。这一技术起源于山间低地塑田或者河口地区的低洼田中稻鱼共生的生态环境中。
珠三角基塘区的稻田养鱼与基塘农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明清南、顺的基塘区中，在蚕桑业未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基塘系统中的鱼塘一直有稻鱼轮作的方式，如万历《顺德县志》卷30《杂志》第九：“负郭之田为圃……圃中凿池畜鱼，春则涸之插秧，大者至数十亩，若筑海为池者，则以顷计。”
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的《广东新语》卷22《鳞语》有一段关于基塘的文字几乎完全抄自万历《顺德县志》，记载基面的图中栽植的作物有荔枝、茶、桑、柑、橙等。
说明不论在桑基鱼塘或者果基鱼塘中都有稻鱼轮作，在鱼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能是播秧，或仅仅是作为秧塘。因为鱼塘泥土较肥，利于秧苗的生长，如顺德的龙山：“塘于春则播种取秧，于夏秋则养鱼，塘基上则种桑，下则栽芋。计其所入，鱼桑为重，鱼利之兴也”。
道光陈炬墀所撰新会《龙溪志略》卷下，记载在新会外海乡的一口池塘：“秋冬为菇塘，春为秧塘，夏为鱼塘，其利甚溥”，这也是用作秧塘的鱼塘。不过在南海、顺德基塘区，清代后期随着稻米种植业的衰落以及鱼塘需要挖深以适合水利建设的需要，池塘里的稻鱼轮作基本消失，专门用于养鱼。
在盛产四大家鱼鱼种的西江边上的高要县，稻鱼轮作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宣统《高要县志》卷11《实业》记载：“邑人佃塘畜鱼，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黄塘、大榄俱鱼禾两利。碌步朗之南塘，广利之大框亦然”。但当地稻鱼轮作的会更早。
乾隆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记载：“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洼，江涨必遭淹没。四围为土堤，留窦出纳。涨至，大江之鱼入焉；涨退，以竹篱遮窦，使不得出，而鱼乃留。此天地自然之利也”。虽然没有说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时节西江的洪水)有否种植水稻，但可以从民国时期记载说明这些鱼塘是实行稻鱼共作的。
民国《高要县志稿》记载：高要县的渔业养殖分为人工养殖和天然养殖，前者为鱼花塘和大鱼塘，天然养殖是塑塘和装荒塑塘，“塑塘面积至大广至百余亩，小至十余亩。水深至寻丈，四面有基，基有窦穴以备放水出外，穴口常以竹塑断绝塘鱼潜出。收益多半为鱼禾两利”，在种植水稻收获以后，就放鱼池中，“不必饲料，全赖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质。然必赖天雨平匀，乃成丰岁”。
塑塘就是《粤东闻见录》上所记载的“西水塘”。由于西江上的水流进入，塘水常满，塘中种植的是“能随波争高，不受淹没，秆长盈丈”的耐浸稻品种“深水莲”。
现代珠三角的高要、中山、斗门、新会等地的低田中，稻鱼混作是一种重要的种养方式，或两稻一鱼、或稻鱼稻、鱼稻鱼、稻虾鱼等两鱼一稻的一年三收轮作制，或两稻两鱼的一年四收轮作制。
三、稻田养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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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江口的沙田区中，蟛蜞“岁食谷芽为农害”。所以方志上将此作为灾害记录，光绪《香山县志》卷22《祥异》记载道光元年有“蟛蜞食禾苗”的记载。
沙田区防治蟛蜞危害稻田，一是人工防除，如咸丰《顺德县志》卷6《经政略》记载：清代“顺、香田亩蟛蜞山积，蛋妇日率其童稚携具而捕之，卖于居民以饲蓄鸭，田稼以是不害”。二是养殖鸭群放养于稻田中。
珠三角的稻田养鸭，在明代的洪武年间已经开始。万历《新会县志》卷之2《食货略》记载：“天顺中都御史韩雍谓：蟛蜞害稼，鸭可治之。田有遗穗，鸭得食之。税为军需，亦一美也。乃立埠焉。革之己久。正德初复佥民之有恒产者，立埠如故，蹂禾失业。致有掠鸭而斗者，于是复革。”
嘉靖年间南海人霍韬《渭崖文集》对鸭埠的兴废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当时在稻田中大规模地放养鸭群，不是一家一户的一般农户所能为，而是由当时的“势豪”之家进行，明代嘉靖年间香山县“濒海为害者有二：曰看鸭船，曰禾虫船，皆顺德大户。相殴至于杀人者有之。不可以不禁也”。
由于大规模放养鸭群牵涉到农户、田主、鸭户三方的利益，如果没有协调一致的行为作为制约，任何一方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从而引发社会冲突，这种有利于生产的技术应用就受到限制。
明代嘉靖《香山县志》卷2《民物志》，万历《新会县志》卷之2《食货略》都提到了这种技术应用时所发生的社会冲突。大致在明末清初，在这种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农户、田主、鸭户三方已经得到很好的协调了，所以《广东新语》卷2《禽语》记载“畜鸭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恒产者为之。凡鸭食人田稻，责之埠主，埠主责之畜鸭民，按名以偿，无有敢为暴者。”
清代很少发生由于大规模放养鸭群出现的冲突，一种良好的协调行为作为民间约定保证了各方的利益，制约着养鸭户的行为。政府将养鸭地段即鸭埠的课税用作水利建设，或者教育设施的公益收入。
在民国时期广东的农业界没有对稻田养鸭进行过深入研究，但1935年广州第一甘蔗营造场在推广甘蔗害虫防治法时建议蔗农在蔗园中放养鸡鸭以消灭甘蔗蝼蛄。
在20世纪50年代，稻田养鸭还在沙田区中应用。早晚两造禾收获后放养专门吃田中遗穗的鸭群分别称为早造埠鸭和晚造埠鸭。埠鸭有不同的饲养时期。禾苗生长期间还有“春水鸭”和“西草鸭”(粤语将水田中生长的藻类植物称为“西草”)，其作用是在禾苗生长过程中放养鸭群于稻田中啄食蟛蜞和稻田中的杂草。秋收之后吃田里遗穗的才是埠鸭。
四、黄凉蚁防治柑橘害虫
岭南果树栽培中应用天敌防治害虫的相当悠久。托名西晋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状》有这一方面的记载，但其撰写年代有争议。
这一技术的分布地方可能最早出现在古代广东柑橘资源品种丰富的地方，而且在柑橘栽培中应用黄猄蚁的方法还可能与岭南土著熟悉蚂蚁习性和嗜食蚂蚁的习惯有关。
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记载岭南的酉长收集蚂蚁制作蚁酱招待客人的佳肴。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术在岭南延续了很长的时期。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下记载：“广南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旁，俟蚁入中则持而去，谓之养柑蚁”。很明确记载了宋代岭南园户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之普遍，以及养蚁户和园户之间的依存关系。
这一技术在明清遍及本省主要柑橘产地。明代崇祯《肇庆府志》记载：“甘亦名乳柑，产四会上林者冠绝天下。次则高要县宝查，接近上林，次则桂林以东、新桥以北。跨新兴之界称新兴柑，差足比拟，他邑远不逮也。木性招蠹，凿取不足，恒畜蚁辟之，邑中岁征以饷贵游，供亿甚苦”。“凿取”是指人工防除，同时用蚂蚁治虫。
在号称“潮果以柑为第一美味”的潮州，也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广中蚁冬夏不绝，有贸蚁者以纸囊盛而饲之，种树家买取置树头，则花果不为虫蚀，或日收其子为酱食”。
《潮州府志》上记载收养的蚂蚁应该就是黄猄蚁，并且从侧面说明岭南收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术也和岭南人对蚂蚁的食俗有关。清初《广东新语》卷24《虫语》记载广州附近的橘农使用蚁桥扩大黄猄蚁的活动范围以提高防治效果，是明末清初这一技术的创新。
民国时期，这一技术的应用也很普遍。1918年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的美者格罗夫等人，发现在广州附近一个村庄有专门养殖黄猄蚁的农户，用一块钱一只蚁巢的价格卖给种植柑橘的农户。
黄猄蚁产于增城客家村的橄榄树上，阳春、电白也有出产。黄猄蚁论斤出售，除了防治天牛虫之外，还可以防治多种害虫，而没有使用以蚂蚁防治害虫的果树，即使有果实也会有损外观。
值得注意的是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肇庆四会、阳春、新兴地区，在文献记载具有连续性，而且是柑橘的著名产区。这些地区在古代是岭南少数民族最为活跃的地区，西江流域直到六朝唐代还是俚、僚的活动地区，宋元明是瑶族的分布地区。这一技术是否与上活动在这些地区的民族有关，也很值得注意。
民国时期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不仅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还深入研究这类天敌防治害虫的方法。在上世纪的30年代早期，广州第一甘蔗营造场在推广甘蔗栽培技术的过程中用图谱介绍了赤眼蜂等甘蔗螟虫的天敌等30种，提倡保护益虫以防治甘蔗螟虫，建议人工繁殖和利用甘蔗绵虫的天敌食蚜虻、蠼螋、步行虫及数种瓢虫等。但还没有提出一整套的生物防治方法。
1956年9月，德庆县莫村乡发生了稻纵卷叶虫和稻苞虫为害。该县的莫村推广站试用山上的黑色大蚂蚁进行防治，并推广到其它的区乡。该蚂蚁生长在松竹和黄霜勒等多年生的植物上。
将蚂蚁包采集以后，在其找不到食物，并且蚂蚁全部归巢的时候移送到稻田中，每亩稻田放置15—20个蚂蚁包。放置蚂蚁包时将田中的水放干，并且用竹枝搭桥以便蚂蚁活动和捕虫。将蚂蚁包刺破多个洞，利用蚂蚁近乎疯狂的反抗性使之更快和更凶地捕捉害虫。经过试验，放置蚂蚁包四天之后的灭虫率可达80％。文献上关于利用蚂蚁防治稻螟虫的记载，仅此一例。
五、植物农药防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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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早就观察到某些野生植物的剧毒性，如唐时期岭南的少数民族懂得胡蔓草的剧毒性，古代广东的土著人多用胡蔓草(俗名大茶叶)制造命案讹诈他人。
崇祯《肇庆府志》卷10《物产》记载：狗颈藤，用作毒鱼，称为鱼药；还记载老鼠筋，“置鼠穴可辟鼠”。从对剧毒植物的认识而将其用于作物害虫的防治，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岭南文献上没有这一方面的明确记载，直到清代才有。
清代广东客家山区的农民应用烟骨或烟叶的下脚料防治稻螟虫。比较早的记载有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物产》：“烟草取其筋骨舂末，杂石灰散布禾苗，杀虫兼滋润苗根。近则以生烟草杵烂，置田中，效捷而功更省。所以州人种烟草者益众”。
相同记载见于嘉庆《平远县志》卷2《物产》，文字稍异，当是后者抄前者。可见这项烟草防治害虫的技术大致在清代中期以后得到普及。早期可能是用加工过的熟烟的烟骨，后来发现了用没有加工过的生烟，除虫效果和肥田效果更好和方便，促使烟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
这是因为当时农民认识了烟草具有防治害虫和肥田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因为这种作物的价值而去种植。
清代粤东北和粤北是烟草重要产区，生产烟草著名品种，乾隆《嘉应州志》、嘉庆《平远县志》的记载很值得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清代烟草种植业兴起的原因。道光《镇平县志》卷5《日用》：“粪田：石灰之外加以烟骨……以烟为烟骨，盖自近始。烟骨者，烟叶之茎晒干斩断用以粪田谓之塞烟骨。盖石灰可以杀蚝蛤而烟骨可以死螟螣也。俗以将有求于人而馈送者谓之塞烟骨，亦以先费本钱而望后日收成之利，故戏以为名也”，很明确地提到烟草的肥田作用。并且将这种技术的称呼用作民间的俗语，可见它的普及程度之广。
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烟草富含尼古丁，很稀的溶液就能对害虫有强烈的触杀作用。把烟骨插在禾苗的根部，使烟草中的尼古丁溶解在水中，被稻根吸收以后，稻叶发生苦涩味，螟幼虫钻入稻茎就会被杀死，在插烟的有效期内，螟虫卵不能孵化，同时水稻的铁甲虫危害大为减轻。烟草还含有有机质和丰富的养分。
烟草含有氮，钾，磷，与传统的肥料花生麸相比，烟草的氮、磷都低，但钾高出花生麸数倍，施于稻茎干，可以使茎干坚实，减少倒伏，抵抗病害。
清中期广东山区的农民在实践中认识到稻的烟草的肥田作用和杀虫作用，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民国期间赵善欢《广东虫害初步报告书》报道：广东有14种土法杀虫法，其中植物农药有5种。
(1)烟草：是沿用清代的做法，烟骨舂碎成粉与生石灰混合制成溶剂，防治叶虫鳞翅目和蛸翅目幼虫。农民常在圩市上购买烟骨回家制作农药。
(2)毒鱼藤(Derri;elliptica，Benth)：是30年代才从新加坡进口的。广州附近的农民将毒鱼藤锤烂后，浸于清水中搅拌，喷射于作物上。
(3)鱼藤(Milletlia;parchycarpa;Benth)生长于本省的山岭岩石间，农民以其根锤烂浸水，制作溶剂，用作防治牛的皮肤病，也可杀作物的害虫。
(4)辣蓼草(Polygonum;sp)用作熏烟剂。
(5)蒜头与辣蓼草、茶仔头混合，洒落禾穗上，驱除剃枝虫。
1954年广东省农业厅专门推广杀虫效果高的烟草品种如粤中的牛删烟、粤北的金英种，粤西的根子烟，粤东的青烟，这些品种的尼古丁都在3％—7％。
此外，农业厅从甘肃引种黄花烟试种，其尼古丁含量在7％以上，生长粗放，适合农民种植。杀虫方法是将烟草制成粉，混合等量的水以化石灰水，每亩撒25斤，防治螟虫、稻苞虫、刺枝虫等，并有肥田功效。
在示范农场试种之后，在中山、新会、潮安、揭阳、廉江的稻区中广泛应用，用烟叶治螟的稻田，使在稻根越冬的螟虫减少一半，产量增加了20％—25％。
1959年，广东省农业厅植检科推介的植物农药有辣蓼、大茶叶、大蒜、闹羊花、羊角扭、老亚胆、烟叶、扫把枝、蓖麻叶、松树毛、巴豆、茶麸、马钱子、双眼龙叶、苦参、苦楝、辣椒、雷公藤、乌桕、假黄皮共20种。
文章来源：《中国农史》,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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