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25日，《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刊登署名文章，题为“泰晤士河里的三文鱼”(Salmon in the Thames)。
文章还配有一幅一个绅士模样的人手抓三文鱼的图片，图片右下方的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1974年11月捕获的一条8磅4.5盎司的三文鱼是140多年来泰晤士河里出现的第一条三文鱼。
140多年来，泰晤士河里第一次出现三文鱼，这件事对伦敦人来说颇具新闻价值，甚至难以置信。因此，该文报道说，人们第一眼瞥见它的时候，似乎都不愿意相信，这条三文鱼活得好好的。
当时，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蒂尔伯里(Tilbury)的那位洛·亚罗普(Lou Yallop)先生说，这是他在爱尔兰捕获的那条鱼，因为他“不想吃它”，所以在他家里那个大冰箱里冻了一年之后，他就把它扔进这条河里了。
于是，至少有10位证人终究证实了这是一条会来回摆动的活鱼，其中有些人还是资深人士，因而驳倒了亚罗普先生的说法。
这条三文鱼是在西瑟罗克电站(West Thurrock Power Station)边的泰晤士河里捕获的，这里隶属于英格兰东部的埃塞克斯郡(Essex)，系泰晤士下游河段。
因此，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动物部的阿尔文·惠勒(Alwyne Wheeler)先生看来，这里出现三文鱼的踪影证实，这条河的下游已很清澈，足以养活三文鱼了。
不过，这位多年来一直监测鱼类洄游泰晤士河河口情形的惠勒先生却又认为，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一捕获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上述报道不禁令人生奇：历史上，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存在状况如何，它们到底经历过怎样的变故？它们的变故是因为什么，又反映出什么问题？为什么惠勒先生既认为1974年在泰晤士河里捕获三文鱼说明这条曾经曾被严重污染的河流已变得清澈了，又认为这一捕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这些问题显然关系到上述报道所提时段内，也即“140多年来”在泰晤士河和整个英国所发生的某些变化及其影响，其中一个突出方面，就是泰晤士河的污染问题。
考察泰晤士河污染问题，认识其影响和危害，当然有很多的视角和维度。
因此，近三十年，关于泰晤士河污染的经济史、社会史和环境史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总的来看，现有的涉及泰晤士河污染问题的成果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其中的泰晤士河只不过是有关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一种背景，抑或为这种冲突和斗争提供场所的一个舞台。
至于在这条河的污染和复原的故事中，本为故事主角的河中生物或物种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它们有过怎样的命运？对于这类事关人类生息的重要问题，已有的成果并未做出清晰、一贯的回答。
即便像比尔·勒金的《污染与治理：19世纪泰晤士河社会史》这一研究泰晤士河污染的专著，也是着重于考察社会政治进程和阶级意识形态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医务人员、环保主义者和政府如何界定和提炼新的城市—工业社会中的“污染问题”。
而勒金在探讨泰晤士河污染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对立的力量之间不断冲突的社会政治分析框架，以至于他的著作看上去不啻是一部关于19世纪英国的利益集团在污染问题上对抗的历史。
由于这种分析框架的聚焦点是与这条河流相关的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活动，在它所叙述的泰晤士河污染的故事中，人之外的其他物种或生物的命运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它也就难以充分地揭示和分析泰晤士河污染的后果和影响。
要充分考察和认识泰晤士河污染问题，就必须突破现有的社会政治分析框架的局限。
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这一突破的着力点，一定程度上在于如何理解作为自然力的河流本身的存在及其运动，这即是某种生态分析的框架。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河流或河水不仅仅是人类赖以为生的一种资源，或一条供人类及其社会开发利用的交通和贸易航道。河流还是一种水生生态系统(aquatic ecosystem; aqua-ecosystem)，它哺育着丰富的生命，并有自身的反映其状态健康与否的生物指示物(biological indicator; bio-indicator，或简称指示生物，生物指标)。
对于英国的众多河流来说，洄游其间的三文鱼就是一个出入淡水和咸水两种生境的重要物种，也是一个反映河水水质是否优良、生态系统是否健康的有用的指示物。
英国的这些曾以三文鱼洄游著称的河流甚至获得了“三文鱼河”(Salmon River)的称谓。
其中，209英里长的泰晤士河下游65英里的河段拥有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三文鱼还因其味道之鲜美，而被人们认为是英格兰的上上品，这条河也因此成为人们心目中高贵的三文鱼河。
泰晤士河三文鱼命运的变迁，势必关系着更大的变化态势；透过三文鱼之眼，也就可以揭示这条河流本身的状态的变化及其影响等问题。
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也即通过泰晤士河里三文鱼之命运的变迁加以揭示，以思考这一段历史给人们的某些教训和启示。
一
一些英国人指出，自罗马人统治的那个时代以来，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长达1500年；曾经有一个时期，这里的三文鱼十分之多，售价竞低廉到六便士一大磅。
而关于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1215年。
这一年，在英格兰国王约翰与英国贵族所签署的《大宪章》的一项条款中，三文鱼洄游问题被提及。
具体来说，即是《大宪章》的第33条，它规定：“自此以后，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士河、美得威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
按照大西洋三文鱼信托基金会(the Atlantic Salmon Trust)的研究主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作家理查德·谢尔顿(Richard Shelton, 1933－)的解释，1215年的《大宪章》是英国保护大西洋三文鱼的最古老的法律中的第一个，其中的第33条虽然不那么著名，但明确涉及对三文鱼洄游的保护。
直到19世纪末，这一条款仍然有效。而这一条款连同后续的涉及泰晤士河三文鱼保护的法规以及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捕获记录表明，从13世纪到18世纪末，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十分红火。
仅1766年7月的某一天，送到比林斯盖特鱼类市场(Billingsgate market)的泰晤士河三文鱼就多达130条；而捕获长达1码2英寸、重达16磅的三文鱼，则为人津津乐道。
还有人说，他绝对记得1789年在拉勒安姆村(Laleham)⑨见到一条重达70磅的泰晤士河三文鱼被人捕获。
及至19世纪初，泰晤士河上三文鱼渔业依然很繁荣。1861年，一位渔民在皇家三文鱼渔业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n Salmon Fisheries)面前作证。
他陈述说，晚至1820年，在位于拉勒安姆村的泰晤士河边，他常常能捕获“几百条”三文鱼；在那里，一个坐在渡船上的男孩曾在一天之内用鱼竿钓起六七十条三文鱼。
同一位证人还证实，他看到过“20条三文鱼”在“沿着那段不到200码长的河界”产卵后，就死在那里了。
另一位证人则递交证据证明，1794到1814年间，在靠近特普罗(Taplow)(11)的波尔特船闸(Boulter's Lock)，每年差不多有15到66条三文鱼被捕获。
1860年，有人发布了1794到1821年间在波尔特船闸和普尔(Pool)所捕获的三文鱼清单，其数字是483条，总重量是7346.25磅，每条鱼平均重达15磅以上。
不过，这一时期年平均捕获量是18条左右，与上述1766年的某一天就捕获130条相比，这一数字在急剧下降，以至1821年乔治四世加冕典礼用餐想要三文鱼而不得。
更为严重的是，泰晤士河里这一曾经数量多、体量大的鱼儿最终却消失不见了。于是，在19世纪，有不少关于泰晤士河的“最后一条”三文鱼的记述。
1857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弗兰克·巴克兰(Frank Buckland, 1826－1880)首次出版《自然史的奇葩》(Curiosities of Natural History)。
他在书中提到，有一位名叫芬摩尔(Finmore)的渡夫，在因伊顿学子而闻名的索雷堡(Surley Hall)附近摆渡，是他捕获了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里所曾见到的最后一条三文鱼。
巴克兰紧接着说道：“自泰晤士河上的这一物种的最后一条成为人类贪婪的牺牲品以来，40年已经过去了。在索雷堡附近，有一个这可怜的鱼儿最喜欢的隐匿处，那里最终被人发现，它就注定要被毁灭了。”
巴克兰还根据他的了解，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最后一条”三文鱼最终如何落网的过程：
……于是，有一天，那隐匿处的四周被渔网围了起来，渔民们对其捕获信心十足，但是他们搞错了。那三文鱼忽然觉察到了人类的背叛，他俨然一条勇敢的、聪明的鱼儿，纵身一跃，非但没有落入网中——对这一点他太清楚不过了——反而正好越过渔网，成功逃脱，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如此。
几天过后，他返回家园，想回到其隐匿之所。渔网又一次向他围扑过来。
而这一次，有一张网被系在了撒在水中的那些渔网的软木浮子网线上，同时通过一根绳子悬挂在了空中。那三文鱼又一次突然出现，又一次一跃而起。
他毫不困难地挣脱了水中的渔网，但却自然地落入悬挂在空中的那张网中。
他死了；虽然死得不光彩，但是他的遗骸却得到了尊重，成为了“精美的菜肴，被端到一位国王面前”；因为它被带给了当时住在弗吉尼亚湖村(Virginia Water)的这位国王，他以一几尼一磅的价格给那位幸运的渔民，买下他捕获的这条鱼：几小时的工作就挣了20几尼啊！
巴克兰的这段话已成为有关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的经典叙述。
其笔下的这条鱼虽然“勇敢、聪明”，但终究还是敌不过人类的智慧，结果不免化作了国王的盘中餐、平民的糊口钱。
由于巴克兰的这部著作首次出版于1857年，因此根据这一年份以及他所说的“40年已经过去了”的追忆推算，那位渡夫捕获这条鱼的时间大约是1817年。
而恩里克·哈迪则说，巴克兰描述的是在1833年“最后一条”泰晤士河三文鱼如何在索雷堡附近的隐匿处落网的。
1883年，查尔斯·弗莱尔(Charles E. Fryer)撰写《三文鱼渔业》(The Salmon Fisheries)一书，作为这一年在伦敦举办的“国际三文鱼渔业大展”(the great international salmon exhibition)的手册而发行。
他在书中说到，泰晤士河上“最后一条”三文鱼大约在1824年被捕获。
而关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被捕获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另外的许多说法。
有人说，1812年在切斯维克小岛(Chiswick eyot)和普特尼(Putney)之间捕获的那条三文鱼或许是最后的一条；
有人说，从泰晤士河游来的最后一条三文鱼于1823年在芒肯岛(Monkey Island)(20)被捕获，并送给了住在温莎的乔治四世；
有人说，他注意到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是在1833年6月被捕获的；有人说，这条河里的最后一条三文鱼大约在1860年被捕获。
无论如何，乔治·莱斯勒(George Dunlop Leslie, 1835－1921)在《我们这条河》中再也没有提到三文鱼。
莱斯勒于1835年生于伦敦，是英国的一位风景画和风俗画家。他基于自己所见证的泰晤士河沿岸发生的变化而撰写了这部著作，1881年首次出版。
在书中，他回忆了与他的兄弟和一位朋友在泰晤士河上第一次划船的经历，当时他大约13岁，也就是1848年左右。
他在书里谈到了很多东西，譬如那轮船码头，那讨人喜欢的老市场；市场上有水果、金鱼和大褐虾，但是他没提到三文鱼。
在该书的第八章，他记录了泰晤士河的自然史，其中着重提到很多种鱼类、鸟儿以及其他物种等等，但根本没有提及三文鱼。
这样，虽然英国人对于泰晤士河里最后一条三文鱼到底于何时在哪里被捕获各有说法，但是这鱼儿最终从这条河里消失不见，却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由于这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事件，因此，对于泰晤士河三文鱼到底消失于何时、何地的回答，显然难以精确到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个地方。
世人也许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晓三文鱼在泰晤士河绝迹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是可以说，在泰晤士河里栖息已久的这一物种经历了一个不断减少并最终消失的过程，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在这里绝迹了。
二
在泰晤士河里栖息已久的三文鱼，最终为什么会在19世纪中叶从这条河里消失不见，从而使得曾经繁荣的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衰落并消亡？
对于这一问题，历史上的英国人早就作出了种种思考，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从渔民方面而言，有人认为，因为他们缺乏虔诚，渐渐忘了给教会交纳惯常的捕获三文鱼的什一税，三文鱼也就渐渐从泰晤士河里消失了。
这一看法让人联想到有关三文鱼的一个宗教传说。它说的是，在往昔，威斯敏斯特圣彼得修道院院长(the Abbot of St. Peter's, Westminster)主张有权征收伦敦市长大人管辖范围内的三文鱼捕获什一税，并连续征收了几个世纪；
其借口是，当圣彼得在威斯敏斯特以他的名字命名那里的教堂而使之得到尊崇的时候，他授予这座修道院征收这一捐税的权利。
后来，渔民们慢慢忘记了这一条，因而也就影响了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的出没。
这一说法当然不足为信，不过，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部分英国人是如何忧虑和思考泰晤士河三文鱼以及这一渔业之命运的问题的。
英国人的这一忧虑为时不短，远的不说，至少在1758年，伦敦城市政官水务副手(Water Bailiff of the City of London)罗伯特·宾内尔(Robert Binnell)在有关泰晤士河的描述中即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
宾内尔在分析泰晤士河三文鱼渔业“主要是如何摧毁的”，或“造成泰晤士河这一渔业毁灭的这种巨大罪过的原因”时提及，“捕鱼的时间、季节和方式不合法，所使用的渔网和工具不合法，因此总体上毁掉了这鱼儿的卵、幼鱼和鱼苗”。
宾内尔所提及的三文鱼渔业被毁原因可以称之为“过度捕捞”(overfishing)。
到19世纪，许多英国人认为，对于一些河流里三文鱼捕获量的减少来说，或许可以用“过度捕捞”加以解释，但是很显然，这并非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消失的原因。
譬如，查尔斯·弗莱尔说，“过度捕捞”，无论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还是通过不正当的作法，其本身都不足以解释我们的一些有三文鱼的河流的衰竭，以及其他一些三文鱼河流的彻底毁灭。
他在这里指的是泰晤士河。
他进而说道：“对贸易来说意味着生机的事物，对渔业来说则意味着死亡。在一时的热情之中，这个民族以及公共利益的卫士们彻底忘了三文鱼；‘英格兰的大江大河’(the 'grantz rivers d'Engleterre')被无法通过的堰坝分隔成一段段短促的流域，河水滞留不畅，在下游河道不再快速流动，以迎接到来的三文鱼；尽管贸易表面上在国民眼前增加了，但水下的三文鱼逐渐被窒息而亡。”
而巴克兰则在弗莱尔之前描述说：“那位渡夫的看法是，三文鱼不断离开泰晤士河，不是由于那些轮船或者那河里的污水问题造成的，而是由于煤气厂排放的污水造成的。他这么跟我们说的时候给出了理由，我们被说服了，于是就支持他的看法。”
像这样，无论弗莱尔还是巴克兰，他们都指出了泰晤士河三文鱼消失的主要原因，即是贸易增长和工业生产对这鱼儿的危害。
其实，早在1824年，调查三文鱼渔业状况的议会委员会已认识到三文鱼与贸易和工业之间的绝望的搏斗。
该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在那些大商业城市所在以及工厂主的利益赖以带来大量资本开销的河流，就不要指望三文鱼渔业会繁荣；当它可能出于这些原因而近乎消亡的时候，期待它在某时可能会恢复，这一点也许是异想天开。这种情况谅必很明显，本委员会决不想提出有关它们的建议，这么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1860年，议会派出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Salmon Fisheries of England and Wales)，调查英国主要地区的三文鱼渔业状况。
翌年2月7日，该委员会的委员提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三文鱼渔业报告”(the Commissioners' Report in the English and Welsh Salmon Fisheries)。
该报告揭示，在一些河流再也见不到三文鱼了，在其他一些河流它们濒临灭绝，还有一些河流其数量迅速下降。
其中，泰晤士河有5162平方英里的流域被堰坝和污染物毁掉了。
与此同时，这份报告强调，“泰晤士河上的堰坝对那条河里三文鱼灭绝的影响甚至比伦敦的污染物还要大。”
当讨论污染时，它又进一步指出，至于某个城镇的日常生活污水的影响问题，它对于鱼儿的损害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么大，而最为致命的污染物则是煤气焦油、石灰、铅洗涤剂以及有毒物质，所有这些东西在每一条河里都是不容许存在的。
上述一些看法提示我们，在探究19世纪影响泰晤士河里三文鱼栖息以至其绝迹的因素时，一方面，可以将它们归为两大类，即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两大因素的具体影响或危害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是堰坝或水闸的影响。在泰晤士河上设堰筑坝从而妨碍三文鱼洄游的问题早已出现，前述《大宪章》相关条款的内容即是证明。
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问题因多方面的缘故有所加剧，并不断有人谈及。
譬如，生活在17世纪的艾萨卡·沃尔顿在1653年首版的《垂钓大全》中谈到，贪婪的渔民设置堰坝与不合法的陷阱，妨碍了淡水中孵出的成群的三文鱼鱼苗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向大海返回，因而将它们成千上万地毁掉了。
也有人指出，就泰晤士河以及诺森伯兰郡的科克河(the Coquet)而言，经渔业检查员仔细调查后发现，最初使得三文鱼离弃它们的原因，是设立了无法通过的磨坊水坝(mill-dam)和水闸，因而切断了三文鱼抵达产卵场所的通道。
尤其是水闸，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经由议会通过的为确保泰晤士河通航以大力发展贸易的一些泰晤士河航行条例(the Thames Navigation Acts)建立起来，它们毫无疑问是导致泰晤士河三文鱼消亡的主要原因。对此，1858年W·怀特先生在其著述中确然地说道：
以前，夏日的夜晚，沿泰晤士河边散步，从桑伯里(Sunbury)(36)往上到温莎(Windsor)，你会看到许许多多硕大的三文鱼从柳条依依的河中小岛旁跳出水面，或嬉戏，或飞腾。
现在，船闸和堰坝那么不科学地建了起来，因此，即使三文鱼会冲破险阻穿过水潭，它们进一步往上游动也将因这些糟糕的人工建筑物而彻底受阻。
这些说法所揭示的问题是，泰晤士河上不断建设的大大小小的人工建筑物日益严重地阻塞了三文鱼的洄游通道，因而成年的三文鱼难以轻松地从大海游回淡水故地，产卵、孵化；即使它们英勇地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孵化出的鱼苗也难以自在地从河流返回咸水家园，成长、壮大。
这一局面，对于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种群的生存来说，的确具有致命的影响。
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些堰坝和水闸大都位于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河段。
譬如，1788和1789年所建的本森闸(Benson Lock)和德伊闸(Day's Lock)都位于牛津郡，1812年所建的克里夫顿闸(Clifton Lock)同样位于该郡之内。
因此，它们对于三文鱼洄游的妨碍也只是发生在伦敦之上的泰晤士河上游流域。而前文所说的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里绝迹，指的是整条河流都不见这一鱼类之踪迹的情形。
这样，就伦敦之下的泰晤士河下游流域而言，三文鱼的消失，就不能仅仅归咎为堰坝或水闸等人为的障碍物的影响了。
究其根源，还必须重视时人一再论及的污染物的危害问题。
这不仅包括泰晤士河沿途城镇日常生活污水排人的危害，而且包括沿途厂矿企业所产生的废弃物倾倒的危害；对于泰晤士河三文鱼的消失来说，后一方面的危害尤甚。
当然，污染物对三文鱼危害的呈现，也与这一物种自身的生活习性紧密相关。
三文鱼是一个“十分苛严”的物种，它遵循着洄游鱼类的迁徙模式，要经过异乎寻常的喂养，并在咸水中生长、成熟。
之后，成鱼回到淡水溪流产卵；在那里鱼卵孵化，鱼苗经由几个明显的阶段发育成长。
而三文鱼对产卵环境之要求的严格，从美国生物学家和自然作家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 Botkin)(39)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窥见一斑：
一条三文鱼会将卵产在浅水溪流的砾石河床上。它所要求的条件是严格的，因此三文鱼十分苛严。
雌鱼会仔细地选择产卵的场所。她倒竖着，垂立于河水之中，用力地摆动尾巴，并检查砾石河床，由此测试砾石河床的质量。一定要那种刚刚好的砾石河床；疏而不密，足以腾出空间让水畅流，以便将氧气带给鱼卵，但又不过于疏松，这样河床在洪水季节或高水位期间就不易垮塌；一定要有大小合适的空间，那河床至少必须是其身长的三倍。
一旦她认为那砾石正是所理想的那种，她就会产卵。由此可以理解，对三文鱼来说，19世纪的泰晤士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一方面，由来已久尤其是18世纪末以来大量建设的堰坝或水闸之类的人为障碍物严重阻挡了三文鱼的通行，使之日益从产卵河段被阻塞开来；
另一方面，这一时代来源甚广的大量污水和废弃物源源不断地排入泰晤士河，耗尽了河里的溶解氧，使三文鱼喘息困难，并逐渐在整条河里“被窒息而亡”。
这两方面所反映出的一大问题，即是泰晤士河三文鱼所需的淡水生境遭到了破坏。
于是，19世纪后期以降，尽管处于溯河产卵期的三文鱼几乎年年出现于泰晤士河河口，但是由于这条河一直处于被堰闸段段分隔和严重的污染状态，这鱼儿也就难以重新溯河而上，它们已找不到回归出生故地的路途了。
三
在19世纪的英国，像泰晤士河所发生的三文鱼消亡的例子决不在少数，在上述的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所巡查的每一条河流里，三文鱼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三文鱼在与人类的贸易和工业之战中最终败下阵来，这一变故显然具有多方面的意味，因而反映出了不小的问题。
对于三文鱼这一物种本身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莫大的悲剧，因此理查德·谢尔顿不无惋惜地说道：
“在其漫长的进化史上，作为一个物种的大西洋三文鱼的存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再也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早已表达了他们对于这一结果的思考；譬如巴克兰十分懊悔地叹曰：“可是，唉！泰晤士河里的三文鱼现在竟然像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一样灭绝了。”
诚然，在今人看来，19世纪中叶泰晤士河里三文鱼的绝迹，与17世纪末毛里求斯岛上渡渡鸟的灭绝并不一样，因为后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彻底灭绝，而前者体现的是一个物种在某些地方的暂时消亡，但巴克兰的慨叹清楚地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这种变故的严重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毕竟，因设堰筑坝以及建立水闸而妨碍洄游鱼类迁徙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是像泰晤士河上所发生的因河水变脏有毒而危及河中物种生存的变故却是旷古未闻。
而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三文鱼在泰晤士河绝迹的时刻，恰恰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其经济大力发展、社会根本转型并最终进入城市—工业社会的重要关头。
这一亡一兴、两大变化的重叠，决非历史的巧合和偶然，而是工业革命催生的新的工业文明之于自然和社会等方面的不同影响的具体体现。
泰晤士河三文鱼在堰坝或水闸以及污染物的共同作用下消亡，突出地体现了新兴的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及其结果。
堰坝或水闸自古有之，它们的设立，长期以来对三文鱼的洄游和生存一直是一种威胁，但是，因河流污染使得三文鱼消亡的灾难加剧并实实在在地发生，则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新问题。
因此，这种灾难提示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工业革命的后果和影响。
一般认为，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它一直被视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恩格斯、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52－1883)、芒图(Paul Mantoux, 1877－1956)等人的著作对此有过深入的分析。
而新技术的应用、工厂的扩展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还有人口及其密度的增大，不仅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而且造成了废弃物的飙升。
对于这种因果关系，1902年英国化学学会会员、河流检察总长W.内勒在一份指导如何防治河流污染的手册中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道：
大约在三四十年前(48)，也即蒸汽机、铁路和远洋轮船给英国工业带来巨大推动力之后不久，问题开始出现了。
1851年大博览会之后，当国家对它在科学和技术上的长足进步大喜过望，当它已不再将1830年的进出口、财政收入、人口、资本投资等与1850年作比较的时候，有人即认为，产量的增加意味着会引起反对的废渣的增加，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
正如内勒所认识到的，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它所带来的产量增加和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更多的物质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
这些废弃物，包括废水、废渣等等，被人们源源不断地排入流经城镇的河流并向下游转移，在19世纪的英国造成了河流普遍被污染的后果。
从泰晤士河的情况来看，1866年有关泰晤士河污染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明确记载如下：
泰晤士河从克里科雷德(Cricklade)到大都市排水系统端点这一段河道，因沿途城镇、村庄和一座座住房所排放的污水不断注入其间，河水总是污浊不堪。
有不少的造纸厂、制革厂等工厂企业的废水也流入了这条河。
不仅流入泰晤士河的地表水未经任何清污处理，而且各种动物的尸体漂浮而下，直至腐烂靡费。
这一区域的所有污染物，不管是固体的还是液体的，全都注入了这条河；同样是这一河水，在受到如此严重的污染之后，却又被抽取，用沙过滤后，输入这座大都市供家庭使用。
不仅如此，与先前的废弃物相比，19世纪工业时代倾入泰晤士河的废弃物的成分出现了很大变化。
早在1828年，英国科学家和地质学家、外科医生约翰·博斯托克(John Bostock, 1773－1846)在一份题为“论泰晤士河水的自净”的报告中，就对此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说道：
通过适当的测试，发现水中含有石灰、硫酸、盐酸和氧化镁。还有氧化铝和钾肥的痕迹，但检测不出氨、硫或铁。
而石灰、氧化镁、硫酸和盐酸等所有这些成分，比先前检测的泰晤士河水标本里的含量都明显地多得多。
紧接着，博斯托克以10 000个颗粒为单位，算出了这几种物质各自在其中的具体含量。
就这样，博斯托克不仅指出泰晤士河水中含有大量的诸如动物尸体、腐烂植物以及木头之类的有机物，而且识别出其中含有许多有毒的易溶于水的新的无机化学物质。他认为，正是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和新的无机物的混合，使得泰晤士河处于“极其污浊、腐臭不堪的状态”。
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泰晤士老爹”以一副“脏兮兮”的模样存留于世人心中。
其结果，使得河里的众多生物和物质受到了这一糟糕状况的侵害。对此，《庞奇》(Punch)上的一首诗作了如下的描述：
污水和着屠宰废，害死我的香睡莲。
特丁顿闸到诺尔，天鹅日益不鲜亮，再不愿来水中逛。
百鸟弃我河岸飞，唯有雀儿恋我长。
莎草悉受污水泡，岩礁尽被污水包。
污水灌满我浴缸，眼睛鼻子全遭殃，双眼失明鼻不灵。
发臭蒸腾加闷热，此乃声声怎了得！
该诗文所提及的动植物和其他物质包括睡莲、天鹅、鸟儿、莎草、岩礁等，它们与三文鱼一样，无一不成为泰晤士河污染的受害者。
由此可见工业经济之于河流等自然环境的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从中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在涉及危害三文鱼的污染物时，为什么芬摩尔的那位渡夫特别强调“煤气厂排放的污水”、三文鱼渔业皇家调查委员会特别强调“煤气焦油、石灰、铅洗涤剂以及有毒物质”等最为致命。
就这样，泰晤士河三文鱼因人类的生产和贸易发展所导致的河流污染而消亡。
这一重大的历史变故，固然是这一物种本身的悲剧，但这一变故的悲剧意味绝不仅仅如此。
由于三文鱼对英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因此这一物种的消亡也就影响了英国人的生计、日常生活以及业余爱好。
不仅如此，从上述诗文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人类自身同样饱受着泰晤士河污染的侵害。
这正如英国社会史学者安东尼·沃尔所评论的：
“工业增长和排污系统的发展使许多河流变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恶心的浊溪，气味恶臭，伤眼刺鼻，对鱼儿有害，对人有毒。”
的的确确，危及三文鱼生存的河流污染同样威胁着英国人自身的生命和安全，19世纪疫病流行、“大恶臭”(the Great Stink)的出现以及爱丽丝公主号灾难(Princess Alice Disaster)的发生，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
从疫病来看，19世纪霍乱、腹泻和伤寒等流行病肆虐英伦，仅仅霍乱在伦敦就先后于1831到1832年、1848到1849年、1853到1854年以及1866年发生了四次，它们在那里共造成了大约40000人的死亡。
当时，英国人已认识到霍乱频发与水污染和河流污染的关联，譬如内科医师约翰·斯诺(John Snow, 1813－1858)在《论霍乱的传染方式》一书中即阐明了这一看法，他还特别分析了因泰晤士河河水污染而促使霍乱传播的问题。
“大恶臭”指的是1858年夏天在伦敦发生的因排放到泰晤士河的生活垃圾未经处理而臭气熏天以至伤人害物的事件。
事件发生期间，“在河边作业的人员出现了恶心、腹痛、喉咙痛、头昏和暂时的失明”；成千上万条鱼突然死亡；河岸边的社区腹泻流行；议会的工作甚至都一度受到了影响。
爱丽斯公主号灾难则是1878年9月3日在泰晤士河中发生的一艘名为爱丽斯公主号的游轮与一条运煤船相撞以致500多人死亡的事故，事故地点位于伦敦桥(London Bridge)之下的贝津(Baking)和克罗斯尼斯(Crossness)的下水道出口附近。
游轮的右舷一侧被撞，断成两截，4分钟内迅速下沉。这一事故被视为环境灾难，因为在事故发生前一小时，每天两次排放的75000000加仑(340000立方)的未经处理的污水，刚刚从这两个下水道排水口排出，于是人们认为污染严重的河水造成了在事故发生处落水的那些人的死亡。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和死亡人数使得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广为人知。
对于泰晤士里三文鱼的绝迹以及上述的种种灾难，我们不妨概括为“鱼殇，人亡”；它们的发生，凸显出河流污染到底会有多么大的危害，以至英国人自己不得不坦承，“由于我们的城市和工厂所产生的垃圾的毒害，我们的河流被毁，它们对于鱼类生命极其有害，对于其他所有生命毫无价值抑或充满危险，这是多么荒唐的事。”
四
为减轻上述荒唐之事的不利后果，并尽可能地在特定的生长区内恢复或增加三文鱼种群，自这一鱼类在泰晤士河绝迹以及在英国的其他河流减少以来，英国人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甚至包括在世界其他地方培植这一物种的尝试。
譬如1867年，弗兰克·巴克兰在领受内政部(the Home Office)之命，出任三文鱼渔业检察员后，很快便组织力量，将包括三文鱼在内的生长快速的淡水鱼种引入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或澳大利亚这些英帝国的新领地，以图增加国内的鱼类供应。
于是，一箱箱冰藏的鱼卵被装上船，漂洋过海运送到南半球，投放到最洁净的河流之中。(64)然而，在那些地方，当欧洲的鳟鱼鱼种安然生长时，大西洋三文鱼鱼种却彻底失败了。
这鱼儿向北行进、适于冷水的基因禀性，使得它们根本无法适应水温温和且有鲨鱼出没的南太平洋的广阔区域。
与此同时，在英国国内，巴克兰巡视全国各地小型的三文鱼孵化场，并与其他的热心者一起，不断在泰晤士河进行放养三文鱼育苗的试验。
由于这一试验屡屡失败，而且人们认识到试验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泰晤士河河水的糟糕状况未能有效地缓解，因此，为清理因工业污染三文鱼已然消失的河流而奔走游说，使泰晤士河等众多河流恢复生机并再次成为三文鱼河，成为了像巴克兰那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多自然爱好者以及其他各方人士努力的目标。
这样，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治理河流污染最终被提上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的议程。
1866年的《泰晤士河航行条例》(The Thames Navigation Act, 1866)即以严厉的惩罚规定，禁止向泰晤士河或3英里内任何与之相通的河道直接或间接排入任何新的污水或其他任何令人作呕的或有害的物质。
十年后，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法律，即《1876年河流防污法》(the Riv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s, 1876)终于出台，从而开启了治理河流污染的专门立法的进程。
至于对泰晤士河污染的治理，英国人尤为用心和努力，从立法指导、行政协调，到工程建设，相关举措不一而足。
这是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一个民族应得声誉中的最大的污点，莫过于有那么多的河流竟然变成了污水沟；
如果伦敦以及坐落在泰晤士河边的其他城市能够将它们国家的这条河恢复到曾经有过的洁净状态，那么，它们肯定可以期待，利兹、纽卡塞尔、格拉斯哥、都柏林以及其他上百座城市也会做到这一点。
上述的治污努力持续了很长时间，投入了很多金钱，二战后尤其如此；仅仅在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出现三文鱼之前的15年，就投入1亿英镑来清理这条河流。
这15年清理泰晤士河的努力和金钱投入，主要是由大伦敦市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缩写GLC)和伦敦港务局(Port of London Authority)协调进行的。
当1974年泰晤士河下游再次出现三文鱼并引起公众兴趣之后，在一般人看来，这条河流似乎有望恢复三文鱼洄游，而这可能意味着上述努力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但是，正如本文开篇所提及的，像惠勒先生那样的专家则认为，1974年在泰晤士河下游捕获一条三文鱼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只不过证实了这条河的下游现在很清澈，可以养活三文鱼。
但由于这里没有了这一物种的原种(native stock)，个别出现的这条鱼一定是误打误撞闯入这条河的。
自19世纪前半期的20年间三文鱼洄游因污染被毁，在后来的岁月里，一直不见三文鱼向泰晤士河上游洄游，以抵达产卵场所，也就不见幼鱼返回大海。
要使三文鱼重新洄游泰晤士河，就必须在这条河里重新放养三文鱼。
而重新放养，以及为便利三文鱼通过而清除所有的障碍物，这样的做法太昂贵了，因此三文鱼再一次洄游泰晤士河是希望渺茫的。
尽管如此，在泰晤士河水务局(The Thames Water Authority)工作的那位“渔家儿女”休·费什(Hugh Fish)先生却依然满怀希望；
他认为，一旦他们英国人对泰晤士河下游的水质以及水流的力量感到十分满意，他们就可以料想(这鱼儿)是有可能会靠近的。
果然，1974年之后泰晤士河里又多次出现三文鱼的踪迹，1975到1978年间至少见到三条以上。=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当泰晤士河水质得到很大改善的时候，英国人在这里开展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旨在这一流域恢复三文鱼的规划，将三文鱼投放到泰晤士河的多条支流。
这一工作最初取得了成功，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年有几百条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
但是，近年来，洄游泰晤士河的成鱼数量再一次急剧下降，2005年降到最低点；这一年这里没有三文鱼捕获记录。
为此，由安德鲁·格里菲斯(Andrew M. Griffiths)——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分子生态学和进化小组的专家所领导的团队，对泰晤士河里有标记的和没标记的两类三文鱼进行了追踪研究。
他们不仅鉴别了2005年以来上溯泰晤士河的没标记的野生成年三文鱼的来源，而且明确了影响三文鱼洄游的环境条件，这与水温、溶解氧和流量特别有关，从而揭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6年洄游泰晤士河的成鱼数量再一次下降的原因。
这是因为1989到2006年污洪(storm sewage)的排放量显著增大，由此大量的含高生物需氧量的物质被释放到泰晤士河感潮河段，这有可能降低了河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并阻碍了鱼类的洄游。
此外，水流量低也可能是影响鱼类迁移的一个重要障碍。而2005年这里之所以没有三文鱼的记录，可能是因为流量低、水质差的相互作用，阻止了三文鱼溯泰晤士河而上。
上述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2005－2008年上溯泰晤士河的没标记的野生成年三文鱼并非来源于投放到这条河的外生鱼种，它们主要是从英格兰南部的其他河流游来的，这意味着这一鱼类有可能在它们已绝迹的河流里开启自然地再移生(recolonisation)的过程。
不过，该研究同时也特别强调，如果在河流通航、物种栖息地与河水水质方面没有相应的改善，长期放养的做法将是徒劳无益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三文鱼的保护战略，就像对其他大多数生物的保护一样，应该致力于生态系统的功能及其持续性的恢复，而不是这种顶级物种及其直接栖息地的恢复。
惟其如此，三文鱼种群似乎才有可能会自然地恢复。
无论如何，上述结论多少给那些一直期待三文鱼洄游泰晤士河的英国人带来了希望。
因为三文鱼的历史变故始终缠绕在垂钓者和其他英国人的“破碎了的梦”中，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三文鱼会洄游泰晤士河，譬如1838年建立的泰晤士河垂钓保护协会(The Thames Angling Preservation Society)就秉持这样的信念。
如今，格里菲斯等科学家的研究结论，让人看到了坚守这一信念的力量。
而他们在研究中强调的那些方面，则深刻地揭示了在泰晤士河恢复三文鱼种群的力量之源，这即是河流生态系统之功能的持续性的恢复。
他们在表述这一思想时，还参照了2010年9月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发布的一份考察报告的核心观点。
这份报告是由生物学家、约克大学教授约翰·劳顿爵士(Sir John Lawton)领导的研究小组在接受该政府部门的委托后所做并提交的，其核心观点凝结在“给自然腾出空间”(Making Space for Nature)这一主题之中，旨在为促进“生态英格兰”(ecological England)，尤其是“绿色长廊”(green corridors)的建设思虑、谋划。
对于这一报告中的核心观点，格里菲斯领导的团队在跟踪研究泰晤士河三文鱼恢复规划的结果时特别予以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给自然腾出空间”，树立生态系统健康理念，已然成为当代英国人关于如何开展包括河流保护在内的自然保护的共识。
至此，我们看到，从19世纪为了贸易和生产而利用河流等自然环境，并“彻底忘了三文鱼”，到今天为了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保护自然，并强调“给自然腾出空间”，其间英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思想认识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曾几何时，英国因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和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从而迎来了工业繁荣、商贸发达和人口剧增的局面。
包括泰晤士河在内的众多自然水体，不仅作为运输货物的商贸航道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作为消纳废弃物的藏污纳垢之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就在人类的有意利用和无意加害之间，像泰晤士河这样的令英国人自豪的“高贵的河流”，不免成为了公共的污水沟。
其结果，即是河流本身的生命力的枯萎和众多水生生物的消亡。到头来，英国人自身也为之付出了“命丧黄泉”的惨重代价。
今天，我们翻开英国环境史上这沉重的一页，再叙泰晤士河“最后一条”三文鱼如何落网的故事，揭示历史上这一繁盛的物种曾经如何在堰坝和污染物这两大“杀手”的合谋之下而亡，由此透视河流污染的严重后果，其意义不仅在于提示人们如何看待英国工业革命开启的工业文明的历史影响，而且在于启发人们如何从这一历史及其影响中总结并汲取教训。
就此而言，格里菲斯等科学家所参考并强调的“给自然腾出空间”的理念，不啻是英国人积极反思之前的不当发展及其问题并汲取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的体现。
从中，既可以看到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方面的大趋势，又可以看到它们在环保方面的新思路。这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和对待自身当前的问题，尤其是在利用自然发展经济以惠及民众的同时，如何考虑自然本身的需要，为自然留出空间，增强生态系统健康意识，是有着启发意义的。
譬如它可以启发我们深入考问并探究，在有关政府部门提出的“河湖水系连通”治水方略，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水生生物的生存、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存在等等方面，到底占有多大的分量？
作者附言：本文系2013年6－8月本人在德国慕尼黑大学雷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开始撰写的项目书稿的第一章的主要部分。这一项目题为“脏兮兮的‘泰晤士老爹’：1840年代到1980年代泰晤士河的污染与治理”，旨在研究和讲述泰晤士河是如何从严重污染状态中恢复生机的。这被当代人视为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在现如今全球淡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感谢慕尼黑大学教授、慕尼黑大学雷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毛赫(Christof Mauch)，以及该中心联合主任、慕尼黑大学教授、德意志博物馆研究主管赫尔穆特·特里施勒(Helmuth Trischler)，因为他们的选择，我才能成为卡森研究员(Carson Fellow)。为此，也要感谢美国环境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海外文教专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侯深博士的推荐和支持。还要感谢卡森中心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做兼职工作的图书资料员，因为他们的帮助，我得以及时借阅许多图书资料，从而能顺利地从事项目研究和书稿写作。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 作者梅雪芹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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