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桑基鱼塘为代表的基塘系统, 是“天人相参”、“天人相协”的最优化的形式。它将低洼易生水患的土地深挖, “取泥覆盖四周为基, 中凹下为塘”, “基种桑, 塘蓄鱼, 桑叶饲蚕, 蚕矢饲鱼, 两利俱全”。蚕桑业和养殖业互相依托, 互相促进, 形成水陆互动的良性
循环的生态型农业。
桑基鱼塘生态农业, 已经成为我国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发展到极致的典范, 是“天人合一”思想结下的一朵奇葩。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联合国粮食组织把桑基鱼塘作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典范。
1992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桑基鱼塘为“世间罕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桑基鱼塘的出现及其历史演变
桑基鱼塘是珠江三角洲特定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生态条件下的产物, 是珠江三角洲人继承古人“天人相参”的思想, 根据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 应对自然的举措。
它是一种通过水陆相互作用, 通过多样化的循环和功能交换, 使资源得到合理、充分利用, 从而产生较好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人工农业生态系统。它由陆地子系统、淡水子系统和养蚕子系统等三个子系统组成。
基面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塘泥肥桑, 就是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循环。桑基鱼塘的生产形式, 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演变、发展、完善的过程。
古代, 珠江三角洲水域广阔, 天然鱼类丰富, 无须人为养殖。越人农耕、鱼猎相兼, 史称“饭稻羹鱼”, 可见鱼在食物构成中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渔业史上, 唐代是鱼类养殖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在养殖技术上出现了利用水草收集鱼卵、养鱼开荒种稻、驯养鱼獭捕鱼等新技术。
早在唐代, 珠江三角洲人工养鱼已见诸文献记载。成书于唐代咸通 ( 860～873 年)年间的段公路 《北户录》, 记载了珠江三角洲利用水草采集鱼卵的方法。
从该书记载的鱼卵“着草上”带粘性, 二月由虾麻子状孵化成细鱼看, 这种鱼种当系鲤鱼。在唐代, 由于李唐王朝对李、鲤同音的忌讳, 规定不得捕食鲤鱼,违者重罚。鲤鱼本系中国传统的主要养殖鱼种,因忌讳鲤鱼, 而使青、草、鲢、鳙等鱼的养殖发展起来。
珠江三角洲属荒服边陲, 也许鞭长莫及之故, 鲤鱼依然养殖。从 《北户录》 的记载看, 当早春二月之时, 在墟市出卖鱼种。这说明至迟在唐代, 珠江三角洲已有人工养鱼出现。
宋元时期, 南迁的北方士民和当地居民一起利用江南治理低洼沼泽地的经验, 兴修堤围,垦辟沙田。在修筑堤围时, 利用筑堤取土的洼坑作鱼塘, 或将一些小河涌堵塞而作鱼塘, 或在河边低洼地人工养殖, 即所谓的“堵河筑堰而养鱼”。
据文献记载, 明初一些富家大户, 把凿池畜鱼作为“治生裕家”之道。东莞县翟寿藏就曾“日督家人开池养鱼, 藩辅种橘, 修畦以艺桑麻”, “不数年, 益赡饶。上足以供赋役, 下足以给家用”。
新会梁彦明也曾“凿池引流以畜鱼, 植修竹以来幽鸟, 筑场圃以散鸡豚”。永乐 ( 1403～1424 年) 年间, 新会外海的一位陈氏地主, 买香山田 73 顷 80 亩, 将其中一些田“凿池寻乐。数年之间, 日供二膳”。
这些乡居缙绅地主, 在池中饲养鱼、鸭、鹅等。池边及府第周围的园圃, 栽种竹木和荔枝、龙眼等果树, 以及蔬菜、瓜类。始时, 并非作为一种农业耕作的形式来经营, 目的在于取作祭祀祖宗、招待宾客、馈赠亲友, 以及日常食用。主人有时在池边树下垂钓, 或读书消闲, 享受鱼池竹木之乐。这是当时乡居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江南称作庭院农业, 或庭院经济。
但与之同时, 珠三角已出现将凿池养鱼作为商品性经营。东莞县附城张氏族下子孙便有人曾“置水岸地 19 亩及鱼池一口 3 亩”作为祭田。这 3 亩池塘饲养的鱼, 显然是为了出售,以作祭祀经费。
兴修堤围, 垦辟沙田, 天然水域缩小, 以及人口增多, 导致了从捕捞天然的河涌之鱼到凿池养鱼的转变。本作为主食之一的鱼, 此时也降为佐餐之物了。由此可见, 珠江三角洲捕鱼和人工养鱼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珠江三角洲虽沿江修了堤围, 西、北、东三江洪峰到达时间不一, 又有海潮顶托, 堤内河水不易宣泄, 堤外之水更难排除, 易成内涝,于是便在这些易招内涝的低洼地, 凿池养鱼。
据文献记载统计, 洪武 10 年 ( 1377 年) , 南海县已有 322 亩池塘。人们利用沿江两岸修筑的堤围和鱼塘四周的基面种植荔枝、龙眼等果树,最早出现果基鱼塘形式。基围种植果树, 既加固基堤, 又可获得收益。将内涝低洼地改造为基塘, 既化害为利, 又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较大规模的商品性养鱼业的出现, 是在明中叶及其之后。
养鱼业, 以南海九江乡最为发达。九江乡人多以捞鱼苗为业, 鱼苗本由蛋户捕捞, 再由九江人放在鱼苗池畜养, 后因渔课苛重, “各水蛋户流亡, 所遗课米数千石”。弘治 14 年 ( 1501 年) , 朝廷据两广制台刘大夏所奏, 降旨召九江民承西江两岸鱼埠。
从此时起,九江乡垄断了西江的鱼花业。西江自封川至高明一段, 设鱼花埠八九百处。春初, 专由九江乡人捕捞, 然后运回塘内畜养。
明末清初, 已有十分之七的鱼塘养鱼花,十分之三的鱼塘养大鱼。据屈大均 《广东新语》记载, 捕捞和养育的鱼苗“水路分行, 人以万计, 筐以数千计, 自两粤郡邑, 至于豫章 ( 古指准南江北之间, 后指江西南昌, 此泛指江西) 、楚、闽, 无不之也”。
九江的养鱼业, 已出现明确的专业分工。“以捞鱼花为业曰鱼花户”; 由埠捞鱼, 得鱼上塘曰装家; 从装家买鱼, 养于鱼花塘, 俟成犀, 取以售卖曰造家; 从造家买鱼养于大鱼塘,至满尺后, 或岁暮涸塘, 鬻于墟市曰耕种家。分工如此精细, 可见养鱼业之发达。
有塘必有基, 基塘系统的端倪也当在此时。当地居民将低洼易生水患的土地深挖, “取泥覆四周为基, 中凹下为塘”。基种农作物, 塘中养鱼。基塘互动, 形成“基塘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水体与陆地之间进行复杂多样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 水体资源和陆地资源相互制约,相互依存, 密不可分。这种形式具有区域性,在不同地区, 水陆结构和生物的构成不同, 水陆互动也有较大的区别。
江南等地区也曾零星出现过。在鱼塘基面上, 或种果树, 或种甘蔗, 或种花卉, 或种桑树。于是出现了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花基鱼塘等不同形式。
明中叶以后, 基塘系统首先在顺德的龙江、龙山和高鹤的坡山等地出现。据文献记载, 当地农民将地势低洼, “淹水易为患”的土地深挖, “取泥覆四周为基, 中凹下为塘”。基上种果、蔗和桑等经济作物, 塘用以养鱼。据万历 9年 ( 1581 年) 清丈土地的结果, 顺德龙山乡田地山塘 44947 亩, 其中塘 8124 亩, 占总耕地面积的 18%, 加上基面约占总面积的 30%。
南海九江基塘面积于明末更高达耕地面积的 80%。而且九江、龙山、龙江和坡山等 4 乡, 相连成片, 形成以九江为中心的蚕桑养鱼的商业化专业区。蚕桑区虽受清初“迁海”之祸的惨重摧残, 但到 18 世纪前后, 得到了恢复, 且有所增进。
南海西樵山附近的乡村相继发展成基塘区,形成以九江为中心, 包括原有的龙山、龙江和坡山, 以及不断发展起来的邻近西樵山的海洲、镇涌、金瓯、绿潭、沙头、大同等在内连成一片的商业性基塘专业区。
基塘生产形式在明中叶的出现, 并非偶然。它是宋元以来治理地势低洼, 水潦频仍地区经验的产物, 是对唐宋江南治理低洼沼泽地经验的发展与创新, 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优化运用自然资源的有效措施。
明中叶以后人口迅速增殖、已出现富裕劳力的社会因素恰与高密集劳力的基塘生产形式相适应。
乾隆 22 年 ( 1757 年) , 广州被确定为中西贸易独口通商口岸。广州对东西贸易的垄断,有力地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的蚕桑业, 出现了“弃田筑塘, 废稻树桑”的高潮, 形成一个“周回百余里, 居民数十万户, 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的专业蚕桑基地。
咸丰、同治年间, 因欧洲产丝国蚕病引起产丝不足, 江浙蚕丝的出口由于太平天国动乱而受阻, 丝价上涨, 珠江三角洲又掀起“废稻树桑”的热潮, 蚕桑区不断扩大。
到 20 世纪 20 年代, 珠江三角洲的蚕桑区除原有的基地南海、顺德和中山外, 已经扩及新会、三水、番禺、鹤山、东莞等十余县, 桑田面积达万顷左右, 操蚕桑业者达二百余万口,蚕茧年产量为三四十万担, 价值六千余万元。蚕桑业与侨汇并成为珠三角经济的两大支柱。
桑基鱼塘三个子系统的循环过程
桑基鱼塘的形式, 是经过反复实践, 不断改进, 逐步完善的。后来将基堤的面积和池塘水面的比例确定为“基七塘三”或“基六塘四”, 基堤之上种蚕桑并同时养蚕、缫丝, 这是取得高产值的最优形式。
桑基鱼塘由水体、陆地和蚕丝三个子系统组成。桑基鱼塘中的塘基陆地子系统, 只具有作物的初级生产品, 即桑叶; 鱼塘淡水子系统则具有初级生产品即浮游植物, 还有次级生产品即鱼; 蚕丝子系统, 即养蚕产丝。
蚕丝子系统充当前两个子系统的联系环节。例如基面种的桑叶, 用来喂蚕; 蚕丝子系统的产品除丝货外, 其初级产品蚕沙 ( 屎) 和蚕蛹可投入鱼塘中喂池中的浮游生物和鱼; 鱼屎、水生物的代谢产物及其死亡后的残体等有机物, 有的在微生物作用下分解成无机养分, 供浮游生物生长需要, 有的沉淀成塘泥, 塘泥在冬季戽泥而回到基面, 以肥桑树。
物质和能量通过桑叶、蚕沙和蚕蛹、塘泥进行反复交换, 把三个子系统联结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三个子系统间互相依存, 互相促进, 彼此不断循环往复,从而保持了生态平衡。
在桑基鱼塘系统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过程中, 因呼吸作用和生命活动过程中所损失的能量和消耗的物质, 可从光合作用以及系统外输入的有机物中得到不断补充, 因此, 系统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从一个生物传达到另一个,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保持平衡, 又可通过改进人力资源的投入而取得持续的发展。
桑基鱼塘中的各个子系统, 同时形成更复杂的结构和层次。例如, 水体子系统的层次较多, 食物链较长, 能量和物质的投入、输出也比较复杂。
按照鱼类的特性, 鱼塘一般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适合喂养鳙、鲢, 中层喂养鲩鱼, 底层则主要喂养鲮、鲤鱼。鳙鱼以食浮生动物为主, 鲢鱼则以食浮生植物为主。食剩的饲料、蚕沙、浮游生物尸骸等有机物质下沉底层, 一部分成为鲮、鲤鱼和底栖动物的饲料,一部分经微生物分解而充当浮游生物的食料和养分。
鲩鱼吃蚕沙和青饲料为主, 它排放的粪便, 既可促进浮游生物的繁衍, 又可供杂食性鱼类饲料。就水体子系统本身而言, 也是环环相扣, 互相促进, 循环往复。至于蚕丝子系统,除作为陆地和水体两个子系统的联系环节外,其产品蚕茧可制成高价的丝货, 由此演绎出农、牧、渔、副相结合的经济整体。
在制造丝货的过程中, 众多的经济部门被带动, 诸如蚕桑业、养蚕业、缫丝业、丝织业、制糖业、花卉业、果木业、鱼花 ( 苗) 业等行业, 并由此而引发商业、运输业的勃兴, 以出口为导向的贸—工—农经济体系因而形成。
珠江三角洲的果基鱼塘、蔗基鱼塘、花基鱼塘等, 都属于基塘系统, 而在基塘系统中最具创意, 最具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是桑基鱼塘。
桑基鱼塘这一集约化、专业化、多样化的农业经营, 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开辟的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 是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统一目标, 并取得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创举。
本文节选自叶显恩 周兆晴所著《桑基鱼塘，生态农业的典范》（《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