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汞都”光环背后
把万山特区称为中国曾经的“汞都”，一点都不夸张。
早在唐宋时期，这里就以盛产朱砂(一种含汞的矿物)、水银(汞的俗称)而闻名。其汞资源储量约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二，高峰时年产量更是一度占到全国的七成。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此建立中央直属大型矿山企业贵州汞矿。其后30年中，贵州汞矿共生产金属汞约3万吨，上缴税利15亿元，工业产值折合现值达124亿元。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贵州的汞矿资源开始呈枯竭之势。到2000年底，贵州汞矿已累计亏损近亿元，负债高达1.57亿元，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境地。
2002年5月，开采了近600年的贵州汞矿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一夜之间，矿区近万名矿工以及特区6万余居民突然意识到，在曾经的光环背后，留下的却是沉重的环境“负债”。
像一架庞大的超级马车，行驶633年后，“中国汞都”贵州万山的汞矿戛然而止。它曾承载贵州万山特区疾驰，并将其推向“小香港”、“小深圳”的繁荣巅峰。2001年10月，贵州汞矿因资源枯竭，被宣布政策性关闭。
万山特区前环境保护局局长刘水平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直言，“万山的汞污染和环境破坏，实际上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持续多年的开采，无论是对森林、地下水还是整个地质，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据万山特区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主任田洪昌介绍，矿区底层下100米至150米内已基本被挖空，地下坑道呈上下五层蜘蛛网状交错，折合标准坑道长达970公里，“最严重的地方被挖了七层，最薄的地方仅有7米到8米，仅靠几根大的矿柱支撑。”
“可以说，万山镇更像一座建立在巨大采空区上摇摇欲坠的危城。”田洪昌补充说。
当然，更令他担忧的，还是万山地区严重的汞污染。
这种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名第80位的致命元素、地球上唯一的液态金属，它所附着的丹砂，自古以来就被用来炼制据说能让人长生不死的丹药，最早在万山开采可上溯至秦汉时代，有记载的官方采冶也长达600余年，始于明初。2009年3月，国务院将万山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2011年初，万山特区开启了一场“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双转型艰难之旅。
万山汞矿在从辉煌到衰落的短短45年间，共排放含汞废气202亿立方米，工业废渣426万立方米，废水5192万吨。其中废气超标高达5449倍，废水和废渣也分别超标236倍和214.5倍。
由于排放均未经过处理，直接导致环境中的金属汞总量居高不下。据刘水平估算，其总量至少达到350吨，几乎相当于全球目前每年汞排放量的十分之一。
今年4月媒体报道，目前，针对此前因汞带来的土壤重金属污染，万山特区已编制了《贵州铜仁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实施方案》，拟重点对下下溪乡和敖寨乡沿河两岸的4783亩污染耕地进行修复。这个项目需要投入20亿元，当地官方已于2013年底上报国家环保部，尚待评审通过。有媒体欲向万山特区环保局求证详情，万山宣传部以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很忙而婉拒。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院、贵州省劳动卫生研究所等机构在贵州汞矿破产那一年做的一项监测调查发现，矿区空气中的汞含量为0.0053mg/立方米，超标1.67倍;而生活饮用水最高含汞量，则超标36倍。
由于汞在常温下以液态出现，且熔点较低，极易蒸发，沉降到地表后便污染土壤。因此，当时矿区内的主要农作物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汞污染，其中，小白菜含汞量超标将近100倍;主要检测农作物中含汞量最少的玉米，也超标10倍。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程金平告诉《财经》记者，虽然汞矿排放出来的大多数是无机汞，人体的吸收率并不高。但由于在有水的条件下，对人体并无太多影响的无机汞极易酸化而转化为剧毒的甲基汞(Methyl mercury)，因此，产汞区的稻米和蔬菜中，才会出现甲基汞富集的现象。
而甲基汞，正是当年导致“水俣病”(Minamata Disease)暴发的直接罪魁祸首。这种物质不仅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可以通过食物链累积而将浓度逐级放大，从而给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隐患。
2004年，贵州省职业病防治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汞对人体的健康危害十分惊人。由于当年政府并未对食用受污染的水以及蔬菜、水稻进行限制，因此，没有直接参与汞作业的城乡居民汞中毒患病率也达4.18%，各种结石病的发病率位居国内最高水平，各种癌症的发病率也高企不下。
直到今天，《财经》记者在走访万山镇的农贸市场时发现，市面在售的农贸产品，除了极少量蔬菜产自本地，几乎90%的农产品全部依赖外省输入。“不喝本地水，不吃本地菜”，在当地已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汞污染未远去
受万山特区汞污染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地区区6万人。
长期开采排出的含汞废水，对境内流域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据《财经》记者了解，全区约300平方公里的流域总面积中，就有180多平方公里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汞的污染和危害。那些当年没有采取任何维护措施的炼汞炉渣堆放点，至今仍大量渗漏。
更令人担忧的是，万山特区境内的下溪河、敖寨河、黄道河、高楼坪河，又分别汇入属于长江水系的沅江流域。这也意味着，大量剧毒的重金属汞最终将顺流而下，进入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乃至长江干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水质较好的长江可以冲淡这些金属汞。但不少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警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底底泥中的汞含量势必会逐渐增加，从而形成新的隐患。
2002年5月，贵州汞矿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但是，万山特区环境保护局办公室主任田洪昌告诉《财经》记者，随着近年来国际汞价的急剧上涨，大型汞矿被关闭后，土法炼汞又开始不断涌现。
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姜平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土法炼汞”已经被国家列为明令禁止的“15小”之一。近几年，贵州省各级环保部门也相继成立了专门行动机构，通过不定期对矿山周边进行巡逻、检查，来加大对土法炼汞的执法力度。
不过，在田洪昌看来，目前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他解释说，这些小作坊往往跟环境执法人员打“游击战”，加上位置隐蔽，“我们只能见到一个关停一个，举报一起查处一起，很难从源头上加以遏制。”
在贵州这个中国汞污染重灾区，造成汞污染的，不仅仅是合法或者非法的炼汞行为。许多工业活动，如电池、黄金选冶、电光源、医疗器械和化工行业等，也能造成汞污染。其中，化工行业占据使用总量的比例最高，造成的污染也最大。
位于贵阳市西北郊、距市区22公里的百花湖，不仅是著名景区，同时也是贵阳市城区五个水源地之一。但在百花湖上游，却一度分布着电厂、铁合金厂、化肥厂、有机化工厂、纺织和焦化厂等几大污染源。其中，仅贵州省水晶有机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贵州省有机化工总厂)在1971年至1997年间，利用落后的汞法醋酸生产，向百花湖上游河段东门桥河流域、猫跳河以及周边农田排放的汞就多达100多吨，造成厂周边的土壤、水体环境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汞污染。
虽然贵州水晶早在1988年就淘汰了原来的汞法醋酸工艺，但当地环保部门在2006年的监测过程中，发现清镇发电厂、贵州水晶、天峰化工和贵阳煤气气源厂等四家单位，仍存在汞排放超标现象。
2007年，贵州省山地环境重点实验室发表的报告显示，百花湖底泥的汞含量严重超标。其平均含量高达14.0mg/kg，比该地区土壤汞背景值高40倍，比太湖湖底泥更高出百倍以上。
中国面临挑战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中，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汞污染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半个多世纪之前，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周边发生的“水俣病”轰动全球，并被认为是全球环保运动的转折点之一。这起汞污染造成的环境灾难中，患者总数超过万人，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深受其害。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科学家甚至在北美、北欧那些远离工业污染源的湖泊中，发现鱼体内的甲基汞含量异常升高。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冯新斌告诉《财经》记者，原因很简单：汞和其他不少有机污染物一样，会随着大气由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沉降之后，进一步转化为甲基汞。
之后，国际科学界、世界卫生组织(WHO)及各国政府，纷纷将汞列为环境污染物之一。全球已开始对含汞农药、废弃电子产品等进行汞控制，要求成员国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通过立法加强对汞排放和汞污染的控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化学药品部门汞与其他金属项目官员希拉洛根(Sheila Logan)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到2003年，各国政府已经普遍承认，汞作为一种污染物，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2009年2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5次理事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与会各国，同意通过谈判、协商的形式，制定一份关于汞问题的国际文书，以促进解决汞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
鉴于汞污染一旦形成，治理起来在技术、资金上难度极大，源头控制就显得十分关键。洛根表示，希望各国能在2013年前，达成有约束力的控制汞污染物排放的新国际条约。通过全球性的削减排放行动，就可以减少这种有毒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可能带来的持续影响。
在中国，业已出台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以及《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也对排放至水体、大气和土壤中的汞作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然而，作为年用量达数百吨的全球第一大汞消费国，中国面临的压力仍然是巨大的。
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化学品处处长臧文超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在中国，聚氯乙烯(PVC)行业是对汞需求量最大的行业。
由于中国的能源特点是“贫油富煤”，因此，以煤炭作为原料的乙炔法PVC生产规模，要远远高于以石油为原料的乙烯法。但在使用乙炔法生产氯乙烯时，必须使用汞触媒来做催化剂。
虽然在环保部、行业协会、企业的合作下，已研发出低汞触媒技术“自救”，并且开展试点，具备了大规模推广的条件;但在商业上何时能突破无汞触媒技术，仍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在温度计、电池以及照明等领域，汞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臧文超对《财经》记者坦言，由于工艺的要求，目前所有市场上销售的节能灯，无一例外都离不开汞。
实际上，中国最大的汞污染源，仍然是燃煤发电。因为在煤炭中，往往伴生着汞等重金属;尤其是在贵州这样的地区，煤炭中汞的含量就明显高于东北、内蒙古等地。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电东送”工程建设的实施，大量火力发电厂恰恰都投建于贵州地区。
臧文超透露，现有的脱硫、除尘、脱硝装置，可减少汞排放，但无法彻底清除。目前中国虽然也开展了脱汞设备的研制工作，但鉴于国际上尚没有大规模商用的经验，今后脱汞、减汞工作也只能在探索中前进。
亦有业内人士对《财经》呼吁，环境中人为排放积累的汞，主要是工业化国家过去一两百年形成的，中国工业化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发达国家也有责任提供相应的支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化学药品部门汞与其他金属项目官员希拉洛根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汞污染的控制和治理，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即使对于美国这样未发生过重大汞污染事件、且法律与监管机制相对高效的国家来说，汞污染问题依然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更为具体和带有强制性的措施，或许只能等待条约的正式出台。
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图片来源：一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