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的秘密
经过8个小时的颠簸，一辆前苏联产的汽车喘息着在路边停下，时间是凌晨1点，地点是Petrozavodsk火车站，距离圣彼得堡以北400公里。空气非常寒冷，微弱的夜灯下，路边依稀是一幢幢看似完全一样的20世纪60年代混凝土建筑，路面的状态很糟糕，坑坑洼洼。这里冬天的最低气温经常达到零下40摄氏度，小城很萧条，作为交通枢纽的火车站是城市的中心，那里还矗立着列宁雕塑。
陪我前来的芬兰人迈克尔·尼普是赫尔辛基大学的医生，我们来到这个赤贫的、只有27万人口的城市，是希望解开一个医学谜团，如果成功也许能解释在很多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奇怪医学现象，其中也包括美国。
芬兰是世界1型糖尿病在儿童身上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至于其中的原因现在还没有人清楚。每10万个芬兰儿童里，每年有64个新增病例，这种疾病通常在儿童期、青春期和青年期发现，症状是体内的免疫系统对产生胰岛素的细胞强烈排斥。
不过1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原本不是这么高，在20世纪50年代，芬兰的病例还不到现在的1/4，但接下来的50年这种原本少见的疾病突然增多，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发现，原本罕见的过敏性疾病或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突然增加，好像风湿性关节炎和脂泻病。与此同时，这些疾病在贫困地区依旧罕见。
这是为什么呢？距离芬兰只有250公里的Petrozavodsk可能是寻找答案的最好的地方：这里儿童1型糖尿病的发病率只是芬兰的1/6。如此惊人的差别让尼普等研究人员深感疑惑，两个地方的人种是一样的，从基因上说相似度非常高，由于1型糖尿病是遗传型疾病，可以这么说，两个地方的人患上此病的基因风险是一样的。
此外他们生活的环境也是类似的，都是在寒冷地带，户外到处是松树林和冻土带，冬天非常寒冷，夏天虽短但是白天很长。这两个地方分享900公里的边界线，边界两边最大的差别是生活标准，芬兰的富裕程度是邻居的7倍，这比美国和墨西哥的贫富差距更大。
从2008年开始，尼普和同事们就在芬兰、Petrozavodsk和邻近的爱斯托尼亚收集婴儿和儿童的生理标本。在赫尔辛基一栋超现代化的实验室里，巨大的冰箱存放了贴着条形码的脐带血样本、粪便样本和鼻腔刮片样本。
此外，冰箱里还存放着这些样本的主人生活之地的自来水样和灰尘样本。尼普希望通过研究这些样本分析出一个或者多个独立因素，能解释两地之间发病率的极大差异。
经过无数精密的分析和比较，尼普得出的结论却很简单。他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两个地方的土壤，他怀疑对于芬兰的、还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孩子来说，他们生活的环境过于“干净”了，对健康反而不利。其他方面的研究也证明土壤或许和免疫系统疾病以及过敏有关。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艾瑞卡·范·慕提尔斯在慕尼黑附近研究过敏，当时研究者们都相信空气污染是主要原因，但是经过几年的研究，当时这位年轻的研究者无法把慕尼黑干净的空气和任何呼吸性疾病联系起来。
1989年11月9日，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到———柏林墙倒塌了，这是40多年来的第一次，西德的学者有机会到东德进行研究。慕提尔斯来到只有50万人口的东德小城Leipzig，包围着这个农村小城的是数不清的化工厂和露天煤矿，当地居民取暖是靠烧煤的开放式炉子，这是一个完美的实验：一群基因完全一样的孩子被铁幕分开，在40多年的时间里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如果空气污染是导致哮喘的原因，那么Leipzig的孩子哮喘发病率一定高得离谱。
在当地医生的协助下，慕提尔斯研究了数千名小学生，结果却令人意外，一开始研究团队甚至以为数据出错了！这里孩子的哮喘发病率非常低，而且干草热———一种因为花粉引起的过敏症———的发病率更是低得多。
正当她对这个结果迷惑不已，慕提尔斯看到一篇由英国医生大卫·司徒禅发表的论文，大卫研究了17000名英国孩子的病例，发现如果家里兄弟姐妹多，孩子患上后天过敏性疾病的几率相对较低，典型就是干草热和湿疹，他推断这或许是因为哥哥姐姐们带回家里的流感等病毒和细菌更多。研究这篇论文后，慕提尔斯认为或许就是空气污染反而给Leipzig的孩子们一种保护，免于呼吸系统疾病。
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不是空气污染或者是空气中的细菌导致过敏，而是土壤中的细菌。在瑞士和巴伐利亚地区，农民家的孩子相比其他孩子过敏的几率低得多。传统认为宠物毛屑是导致哮喘的原因，但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研究者对超过1000个婴儿进行研究后发现，如果不是父母也有哮喘，那么家里有狗的孩子，在长大后患有气喘病、哮喘的几率反而会降低。
研究人员的假设是，如果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孩子暴露在更多微型过敏原中，那么幼儿期后出现过敏或者患上免疫系统疾病的几率会降低。研究也显示，在无菌环境下饲养的小白鼠，长大后患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几率比正常环境下的白鼠大得多，这似乎是一种“卫生悖论”，也就是中国人说的“不干不净反而没病”。
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让我们这么想：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好像一群好战的士兵，分不清哪些是敌人，哪些不是？如果生命的早期阶段遇到的“坏蛋”更多，今后免疫系统的识别能力就越敏锐。
尼普说：“人的免疫系统是在生命的最初两年内设计好的，如果生命初期没有什么感染，免疫系统基本无事可做，这些好战分子就会寻找其他的目标。很多时候，免疫系统对原本应该忽略的信号过度反应，好像猫的粪便、狗毛、花生、花粉甚至是鸡蛋。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熟悉的过敏原。但有的时候免疫系统会转而攻击身体内自身的细胞，袭击我们用来产生胰岛素的细胞，结果造成1型糖尿病，有的时候甚至会袭击中央神经系统，造成各种神经紊乱，这些就是所谓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现代化现象”，100年前人们几乎都生活在农村，抗生素还不普遍，家庭规模更大，孩子们在户外的时间很长。水源来自河流、湖泊或者是小溪、水井。孩子们光着脚挖蚯蚓，所有这些环境给新生的免疫系统一大堆工作，它无暇顾及过敏原，结果过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几乎没有。
在今天还有很多地方的生活环境是这样的，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因此这些地方免疫性疾病还不多见。在不考虑基因差异的前提下，我们发现工业化国家发病率上升太快，最近10年以每年3%到4%的速度增加。
孩子生活在农村环境下，不太有过敏性疾病，但是搬到干净的工业环境后，一下子就有了过敏和免疫系统疾病，不管孩子是什么种族、肤色。
当然这个研究结果并不是说人们不要讲究卫生，讲卫生的益处是明显的，在过去60年，在没有主要战争的时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增加。科学家们希望研究的关键是，在生命的哪个时期，暴露于更多细菌会不会对今后反而有长效的保护性的健康益处？
对于尼普来说，芬兰和Petrozavodsk的边境附近又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卫生部的会议室，俄罗斯方面的官员们透过翻译说，他们找不到足够多的当地样本参与这个项目，不像芬兰和爱斯托尼亚，因为这里的父母比较保守，不熟悉医学研究的手段，不愿让婴儿被抽血或者取样，更没有耐心填写冗长的关于饮食、生活习惯和家族病史的表格。
对此，尼普有点失望，但是他掩饰得很好，样本的征集原本应该在2012年完成，现在只能延期1年。事实比想象中更加复杂，在医学研究中文化差异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的下一站是Petrozavodsk儿童医院，在尼普跟当地医生谈话的时候，我在一个实验室等待，这里的条件和尼普在赫尔辛基的闪闪发亮的实验室根本不能比，房间里放着插电取暖器，书桌是压缩板的，窗台上是并不健康的植物。实验室外面的条凳上坐着疲倦的父母和哭泣的孩子。
芬兰和Petrozavodsk的差别非常明显，那就是富有和贫穷的差别，这里没有干净的病房，没有更多的医疗条件。在这里进行医学研究，困难显而易见。芬兰的孩子在1岁前，每个月要看一次儿科医生，而这里孩子只有生病才来，离要招募的足够数量的样本还有很大差距。
尼普在等待着。不管怎样，他相信，土壤、灰尘或者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脏东西”，不像原本想的那么可怕，它们反而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在工业化社会里正在失去，这是意想不到的，也可能是致命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作：A ndrew C urry，美国儿科医生
原载：Smithsonian magazine
近期文章推荐：
回复0911可读：从大米镉超标看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滞后
回复0909可读：砷与大米：谁说糙米更健康？
回复0904可读：台湾：从农药岛到生态岛
回复0829可读：土壤是根本——对人类健康的反思与出路
“土壤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