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本文节选自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所著《四千年农夫》。
富兰克林·H·金，威斯康星大学的农业物理学教授，曾任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被称为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他是多部农业作品的作者，如，《土地》、《灌溉与排水》、《农业物理学》以及《住宅、乡村学校以及马厩的通风系统》。
1909年，富兰克林·H·金教授，远涉重洋携妻子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两位年过花甲的美国老人怀着急切的心情与东亚的三个古老农耕民族的农民深度交流。他把游历的完整记录和反思全部写到《四千年农夫》这本书里。
为了给读者最好的视角，有必要先简短地介绍一下中国、朝鲜以及日本的农业活动和习惯。需要牢记的是，现在用来描述、控制和支配西方农业以及工业运作的一些重要因素，对于一百年前的中日韩，甚至全世界的农民来说，都是不实际的。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美国至今仍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拥有广阔的未被开发土地的国家，无论男女老幼，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二十英亩(1英亩= 6.07亩)。
而那些拥有超过了3000年耕作历史的农民。人均只能占用大概两英亩土地，并且其中一半以上是不宜耕种的山地。
此外，在20世纪，一场大规模的货运活动展开，满载着货物和化肥的货船驶往西欧和美国东部地区，使用化肥从来都不是中国、朝鲜和日本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
因此，欧美国家使用化肥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但是由于这样的进口活动存在，使得经过现代污水处理系统和其他错误做法导致的浪费有机肥料的行为变得可以容忍；但是东亚民族保存下了全部废物，无论来自农村和城市，还是其他被我们忽视的地方，收集有机肥料应用于自己的土地被视为神圣的农业活动。
我们将要共同探讨的农耕活动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拥有5亿人口的民族的伟大创举。
他们4000年来不断积累农耕经验，并且这个势头还将保持下去。这群人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足够聪明，他们正在苏醒，他们有能力利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所有科学和发明；这群人长年以来深深地热爱和平，但一旦遭到压迫，他们一定会，也有能力为了自卫而战斗。
我们一直盼望着和中国、日本的农民见面，一起走过他们的田地。通过观察，学习他们的耕作方法，了解他们的农耕器具。
这些世界上最古老民族的农民在长期的人口资源压力下逐渐采纳形成的实践经验，构成了这两个国家的农耕体系。这套农耕体系经过长达4000年的演化，在这块土地上仍然能够产出充足的食物，养活如此众多的人口，我们渴望了解这是如何做到的。
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观察他们的农耕条件和活动习惯，并且几乎每天都能从展现在我们四周的景象中学到知识，甚至常有惊人的发现。
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也为美国该转向哪种农耕体系感到困惑。我们从自己的发现以及所能联想到的这些国家数千年来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受到教育，震惊于他们土地的高产，也惊愕于这些农民提供了如此有效率的劳动却乐意接受极少的报酬，这些报酚阿能只是每人每天5美分的工资外加食物，或者是50美分而不含食物。
1907年日本的3个主要岛屿拥有20000平方英里的耕地，人口46977003。人地比率超过了每英亩三个人，每平方英里(1平方英里= 2.59平方公里)2349人。
然而，1907年日本的农产品人均净进口总额不足l美元。如果假设荷兰的耕地为其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那么荷兰1905年的人口密度不到日本3个主要岛屿的三分之一。
同时，日本每平方英里耕地喂有69匹马，56头牛，这些牲畜基本上都被用作农业生产。然而，在1900年，在相同面积的耕地上，我们只能喂养30头左右的马和骡子等牲畜。
在日本，他们拥有1650万只家禽用于转化粗粮，合每平方英里825只，然而大约每3个人才有l只。在1900年，我们拥有25060万只家禽，但每平方英里耕地仅有387只，人均占有量超过3只。
日本用于转换粗粮的动物有猪、山羊和绵羊，累计每平方英里有l3只。把一只羊或者一头猪视为一个畜牧单位，则l80位日本人才占有一个畜牧单位。
在1900年的美国，改良过的农场每平方英里可拥有95头牛、99只羊和72头猪，这些动物将草和谷物转化为奶和肉。根据对动物转化效率的估算，l头牛可与5只羊或5头猪等价，因为奶牛的转化能力更强。
据此估计，我们在每平方英里上供养的畜牧换算成日本畜牧单位超过了646个，人均占有畜牧单位超过5个，不像日本，180人才占有l个畜牧单位。
我们无法得到关于中国的相应的精确统计数据。但是在山东省，我们跟一位来自拥有12口人的家庭的农夫交谈，了解到他在种有小麦、谷子、红薯和豆类的2.5英亩耕地上喂有1头驴、1头母牛，这都是当地特有的农耕牲畜，另外还喂有两头猪。这样的群体密度相当于每平方英里3072个人、256头驴，256头牛和512头猪。
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来自拥有10口人的家庭的农夫在不到三分之二英亩的土地上喂有1头驴、1头猪。据此，这一农用土地的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3840个人、384头驴、384头猪，或者说一个40英亩的农场供养240个人，24头驴和24头猪，而我们的农民们认为40英亩对一个家庭来说太小了。
我们考察了7个中国农民家庭，并且获取他们的数据，数据表明这些土地的平均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的农用土地供养1783个人、212头牛或驴、399头猪——1995个消费者和399头用于转换粗粮的动物。
这些数据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的人口规模。在1900年。以改良的农用土地为基准，美国的农村群体密度是每平方英里可供养61人、30匹马和骡子。在1907年，日本的农村群体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922个人、125匹马和牛。
据官方统计，l902年，地处长江口的崇明岛占地面积2.7平方英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3700人。崇明岛上只有一个较大的城市，因此岛上的人口主要生活在农村。
假如能向世界全面、准确地解释仅仅依靠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农产品就能养活如此多的人口的原因，那么农业便可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具有发展意义、教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产业。
农业发展进程中，许多农业生产技术和操作习惯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消失的实践经验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但是几世纪之前，东亚三国的农业已经能够支撑起如此高密度的人口，并且持续发展至今，这个现象成为了此项研究的一大亮点。
现在，进行此项研究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由于世界各国正处于从相互隔绝向日益国际化转变的初期，在这个过程中，工业、教育和社会必然产生深刻的调整，因此此项研究又无法进行得太快。
各个国家应本着相互协调和帮助，共同推动世界进步的精神去研究其他国家，通过相互协商与合作，使此项研究的成果为各国共享。
如果各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有力的领导下选派出最好的学生进行交流，那么，如何推广中国、朝鲜和日本可持续农业经验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好解决，这个方法对全人类都是有帮助的，也很合适，而不是仅仅通过棒球队来互相熟悉各自的礼仪习俗。还可以通过国际协定，组织一个既有东方成员又有西方成员的调查团队，以调查研究被搁置的推广问题。
如果能由最有能力的年轻人精心构思并指导这样一个活动，那么世界各国彼此之间就会日益熟悉，那些有助于世界和平进步的知识将会得到传播，而且这种知识将会随着组织者的成熟而日渐丰富。
如果像以上建议的那样采取国际行动，并且将扩充海军而准备的资金转作生存所需的费用，那么各国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足。
无论如何，这个行动的成本肯定比增加战备低许多，世界和平给人类带来的利益也将远远超过动乱。这样的行动一旦实施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它将增进人类团结、公平、公正的精神，弱化各国彼此疏离的感觉和损人利己的行为。
许多因素和条件共同作用才使得远东地区的农场和农民得以支撑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其中一些原因很容易被察觉到。
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部分地区拥有异常有利农业发展的地理条件，那儿人口密集且这种趋势将继续保持下去。华南的广州和古巴的哈瓦那在同一纬度，而东北的奉天(沈阳旧称)和日本本州岛北部与纽约市、芝加哥、加州北部的纬度相当。
美国主要在北纬30°～50°之间，中国、朝鲜和日本这3个国家主要在北纬20°～40°之间，比美国偏南大概700英里(1英里=1.61公里)。
这种地理位置的差异使得这3个国家农耕季节更长，也使得他们每年能在同一块土地上种植两种、三种甚至是四种不同的作物。
在中国南部、台湾和日本的部分地区种植着双季稻，浙江省种有油菜、小麦、大麦、四季豆和苜蓿，在仲夏时还能接着种棉花或者水稻。
在山东，冬春两季种小麦和大麦，夏天则种小米、红薯、大豆和花生。天津在北纬39°，和美国的辛辛那提、印第安纳波利斯、斯普林菲尔德以及伊利诺伊州纬度相近。
我们和当地的农民进行了交流，了解到有一位农民在土地上轮作小麦、洋葱和白菜，最后每英亩的净利润达l63美元。另外有一位农民春天的时候种土豆，当土豆还很小的时候便将它们出售，之后种萝卜和白菜，最后每英亩的净利润达203美元。
将近5亿人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主要依靠小块土地和少量产品来维生，土地面积甚至比美国经土壤改良后的优质农场面积还要小。以芝加哥为起点，往南至海湾，往西穿过堪萨斯州，这其中的土地面积比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耕地总和还大，若按照他们的耕作模式，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养活的人口可以达到现有规模的5倍。
这些国家的降雨量很大，甚至超过了一些大西洋和海湾国家，但主要集中在夏季，冬天降雨量少，因此夏季作物的生产效率可能达到最高，中国南方的年降雨量在80英寸(1英寸= 0.025米)左右。
在我们南方各州，降雨量接近60英寸，但6～9月的降雨量不到全年的一半。从苏必略湖到得克萨斯州中部的地区，一年的降雨量大约为30英寸，但3～9月之间只有16英寸的降雨量。
在中国山东省，平均降雨量为24英寸多一点，其中的17英寸在指定的月份下，多数集中在7～8月。
研究显示，使用最好的耕作方式，在不损失水分的情况下，我们耕种的庄稼出产每吨千物质需要300～600吨水。
显然，对于任何土壤来说，适时适量的水分都是高产的首要影响因素，在适当的时候灌溉，将是土壤和庄稼保持湿度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在遥远的东方，采用集约耕作获取巨大的土地产量是可能的。
这3个国家选择大米和小米作为主食，由此而逐渐演化发展的农业系统反映了他们对农业本质和原则的深刻把握，这样的成就对我们来说是惊人的，西方国家应该停下来反思我们对农业本质和原则的理解。
尽管这些国家的降雨量大，他们还是精选了可以充分利用水资源的庄稼。这些庄稼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还可以利用临近山区的大量地表径流，这些山区都不适宜耕作。在这些国家看不见闲置的稻田。
在日本的3个主要岛屿，56％的可耕地，约有11000平方英里，被用于种植水稻，从插秧一直到接近收获的这段时间，水稻始终浸在水中。在季节适宜的地方，收获水稻后，土地被烤干用来种植需水量少的陆地庄稼，以使土地处于干湿平衡状态。
几世纪前，凡学习过远东农业操作方法的人都会重视水对于提高庄稼产量的价值，这种经验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他们希望调整环境和庄稼的生长，直到彼此相互适应，水稻就是一种可在施肥强度高的情况下，既抗旱又抗涝，还能获得最大产量的谷物。
我们这些拥有潮湿天气的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是：不论施多少肥，过了几年，稻谷总会减产，不论水分是否充裕。
无论是地图还是语言都难以充分说明开凿运河对于水稻文化的重要性。据保守估计，中国大地上绵延着20多万英里的运河，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运河里程数甚至超过了美国铁路里程数。
仅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就和美国的小麦种植面积相当，而水稻的年产量是小麦产量的3至4倍还多，而且这些农民通常都会在种植水稻的土地上实行轮作，每年都会种上一到两种不同的作物。
即使是在干旱地区，或者降雨量很少的季节，这些农民也有一套做法确保产量。例如在山区等缺少地表灌溉水的地区，他们普遍选择小米这种成熟周期短、抗旱、允许中耕的作物，几个世纪之前便采取了护根保持土壤水分的做法。
小米在炎炎夏日下茁壮生长，在干旱季节顽强生长，在大雨时节蓬勃生长。因此，我们发现在降水量比美国更大且分布更均匀，气候比美国更加温暖，耕种季节也比美国更长的远东地区，人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将灌溉和旱作农业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的完美程度远远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养活了如此密集的人口。
事实上，相比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土壤要更深、更肥沃和持久。尽管如此，这些地方却到处都在进行适当、有讲究的施肥。直到最近几年，也仅仅是日本开始使用化肥。
但是数百年来所有土地，包括邻近的山区、运河、溪流和大海都被最大限度地用于增加土壤肥力，并且成效显著。在中国、朝鲜和日本几乎所有的高山和山地一直被视为燃料、木材、绿肥和堆肥肥料的源泉，即使在家使用过的各种燃料形成的灰最终也被当作肥料。
在中国，运河带来的淤泥被用于田间耕作，使用量有时达到每英亩70吨甚至更多。在没有运河的地方，土壤和底土被人工搬运到村庄里，若有需要，人们将花费巨大的劳力把各种有机垃圾混合在一起，在使用之前再将它们粉碎并烘干，这样就成了一种自制的土家肥。
无论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粪便都被细致地保存下来并作为肥料，这种施肥方法的效果远远比我们美国人的做法优越。
据日本农业局统计，1908年近2400万吨粪便用于耕地施肥，平均每英亩l.75吨。
同年在上海国际会议期间，一位中国承包商获得了每天早晨进入居民住宅区和公共场合扫除粪便的特权。这位承包商凭借收集来的7.8万吨的粪便获得了超过3.1万美元的收益。
对于粪便，我们通常都是将它们扔掉，反而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
在日本，除了化肥，每年定期生产和使用的有机肥料达到每英亩4.5吨。6月18日我们经过山海关和满州的奉天时看见几千吨高度硝化的土家肥堆放在田间，等待“滋养作物”。
直到l888年，由欧洲最优秀的一些科学家共同参与的，长达30多年的研究，最终发现根部有较为低级的生物体寄存的豆科植物对维持土壤中的氮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从空气中吸取氮，腐烂之后让氮重新回到空气中。
但是，长期的耕作实践早就使得远东的农民掌握了这项技术，驯化和利用豆科作物对于保持土壤肥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这3个国家中，为了使土壤能保持肥沃，人们自古以来便施行豆类作物和多种其他作物轮作的方式。
在水稻收割的前后，人们通常在土地上种植“三叶草”(苜蓿)。因为它可以一直种到下一个插秧的时节。到了那个时候，它们要么被直接翻进土壤，要么被用从运河底挖出的泥土浸湿之后堆放在运河的边上，发酵二三十天后，再将它们用到地里。
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在不了解他们之前，也许因为这些古老民族的农夫使用的犁与我们不同，我们就认为他们很无知。但事实上，他们很早便认识到豆科作物的重要性，并将它们列入轮作作物之列，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种作物。
生命过程中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和心理反应，而时间是所有这些反应的函数。农民就是一个勤劳的生物学家，他们总是努力根据农时安排自己的时间。
东方的农民最会利用时间，每分每秒都不浪费。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总是长时间工作，却从不焦虑，不匆忙。中国人也确实如此，但这也说明中华民族是个面向未来、走在时间前面的民族。
他们早已认识到将有机物质转化为植物可用的养分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他们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人，但是他们在使用有机物质之前还是要用土壤或底土分解这些有机质。
尽管这项工作耗时又耗力，但它却延长了植物的生长季节，并且使人们能施行多熟种植制度。除此以外，再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些效果。
在丘陵且实行中耕的地带，我们看到在一块地里种着三种不同作物是很平常的事，但这三种作物的成熟期完全不同，其中一种成熟了，另一种就紧跟着开始生长，剩下的一种作物还在土壤里处于育种阶段。农民们通过施足够的肥和必要时补偿灌溉等做法，让土地在作物生长季节发挥了最大作用。
尽管在这些国家水稻种植面积每年都很巨大，但是却主要分布在丘陵地带，而且每一棵水稻幼苗都得到移植。这种做法耗费人力但是节约其他资源，这些国家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这些地方的农民会为作物精心准备苗床、大量施肥且密切关注它们的生长过程，因而他们能在30～50天内在1英亩的土地上种植相当于10英亩地种植的作物，而且此时其他9英亩地上的作物或正处于成熟阶段或被收割或为适时种植水稻而被重新翻耕。这种做法事实上延长了生长季节。
丝绸文化是一种伟大的文化，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丝绸产业是东方最为伟大的一项产业。丝绸极其轻薄，原料是经过驯化的蚕吐的丝。这项技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2700多年的中国，传承了4000多年。期间丝绸交易不断，超过100万美元的货物在我们国家西部沿海地区上岸，再迅速地运往各地，以便赶上圣诞商机。以上种种，都使得丝绸驰名中外。
保守估计，中国生丝的年产量大约是l.2亿磅(1磅–0.45千克)，加上日本、朝鲜以及满州南部的一小片地方，生丝产量将超过1.5亿磅，产值约7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每年的小麦总产值。然而，用于丝绸生产的土地面积却不足小麦的1／8。
茶叶种植是中国和日本的又一大产业。在为人类创造福祉方面，它就算没超过丝绸产业，至少也是和丝绸平分秋色。无须置疑茶产业在中国是否具有产业基础，利用茶叶和沸水泡制可口的茶水是人们的基本需求。作为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一种活动，饮用沸水在这些国家被人们普遍接受。而且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它还是防御疾病的一个有效方法。
参照目前最彻底的卫生措施且考虑到随着人口增长而内在增加的困难，现代的卫生措施最终必将失效。唯一绝对保障安全的方法就是煮沸饮用水，这种方法很早之前就被东亚民族采用。
1907年，日本有超过12万英亩的土地用于种植茶叶，生产的茶叶超过6000万镑。中国每年的年产量比日本要多得多，西南地区光四川一省运往西藏的茶叶就有4000万镑。1905年茶叶的出口量超过1.7亿磅，1906年超过1.8亿磅，如此看来，中国每年烘焙茶叶的出口量至少超过2亿磅，而年产量至少是年出口量的两倍。
对于这些国家能保持如此高的人口密度，相较于其他因素，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总是很努力地调整自己，使自己能尽快适应现在的生活水平。另外就是这些国家高度发达的农业产业以及备行各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几乎每一尺土地都被用来种植作物以提供食物、燃料和织物。每一种可以食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人类或者畜禽的食物。而不能吃或者不能穿的东西则被用来作燃料。
生物体的排泄物、燃料燃烧之后的灰烬以及破损的布料都回到土里。在处理这些废物之前，人们封装这些废物以免风化，凭借智慧，在1～6个月时间内，将废物变成最有效的肥料。
这些劳动人民认为，多付出一份努力就能多一份回报，雨天和酷暑并不能阻挡或是推迟他们的劳作。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金科玉律，或者简单地说，是劳动人民的常识。
文章来源：《四千年农夫》 （美）富兰克林·H·金著，程存旺、石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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