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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的春天——熊兴平眼中的农资行业
2013-07-17   来源:新农资360网   

   熊兴平



雪莱的一句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诗文,让无数人对春天的美好充满幻想和憧憬。基督山伯爵说,人类的一切智慧都包含在两个词语里面——“等待和希望”。是的,春有百花,色彩斑斓,但是也别忘记了有“倒春寒”时节和“春寒料峭,冻杀年少”的谚语。




对于一位从事农药营销近10年的人来说,熊兴平更认为目前农资行业正处在一个如同北极春天的季节里,“一切脆弱而又令人期待”(熊兴平语)。熊兴平认为,农资行业从来不是一个十分乐观的行业,因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小河无水大河干,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农资企业的强大。






1、彼危机非此危机




自初中的政治课里,我们的老师总是对马克思所阐述的“经济危机”进行大幅度的描述,知道了那是一场由于“资本家生产相对过剩与平民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引发的制度性质的经济危机。而本次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金融震荡,导致全球出现经济大萧条。因此,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描述的“经济危机”并非本次美国所谓的“金融危机”,也许二者外在表现相似(经济的大萧条),但是二者病理症结完全不同,正如同是怕冷、怯寒的表现,但不一定都是感冒引起的一样。




2、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厂家生产的严重过剩




只要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现在农民要买的用品都昂贵,而农民要卖的农产品都很便宜,用经济学语言就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剪刀差”,导致城乡经济收入的差距拉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农民有需求却没有购买力,厂家有商品却没有足够的购买者(顾客不足)。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心有余而钱不够),厂家设备开工率不足(开工率平均不到60%),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消费就没有动力。这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与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二者矛盾的典型表现,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所描述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像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风险引发的金融危机。





3、农产品市场,被扭曲变形的另类市场




来自官方的报告称,2006年农民全年人均纯收入3587元,这意味着一个有2个农业劳动力的4口之家中(假说是一对夫妻和一老一小),每个有效劳动力的月收入是300元,而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759元。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是农产品并没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在这个商品社会当中,粮食和任何商品一样,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则种植者肯定缺乏积极性,任何无利可图的商品都不会吸引生产者及其生产投入。




中国的粮食生产连续5年来的大丰收,而政府却一再鼓励农民扩大种植面积(至少要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国内粮食价格只有国际粮食价格的40%左右,却坚持不让粮食出口;国内粮食价格被官府限制在一个极低的生产成本线之下,农民每种一亩水稻就要亏损200元左右,然后官府给予每亩3060元的所谓良种补贴、耕地补贴等等。农产品市场被严重地政治化,被严重地计划化,导致粮食价格不能正常波动,让种植业者富裕起来很难。




有位青年经济学家曾经预测和计算过,让农民愿意种粮的粮价应该从目前的水平上涨到24元/公斤,也即如果按照市场经济的合理利润要求,农民种植的大米价格应该维持在每斤12元的水平线上。



当然取消农业税、粮食种植补贴、粮食保护价收购、农机购置补助、严控农资价格……这些“输血式”措施,对于全国9亿农民而言,就如同九牛之一毛,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如果农民的种植收入不是来自于种植业本身利润(事实上很多农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劳务收入),任何官府补贴都是如同“一杯水去救一车薪之火”一样无济于事




4、农资企业应该为农民利益鼓与呼




农民与农资企业的利益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农民种植业成本与价格的“长期倒挂”,农资企业还想从种植业上“剪羊毛”如同登蜀道之难。完全依赖官府对粮食市场和农资市场的双重巨额补贴,而不是来自其市场自身的利润,这绝不是长远之道。只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9亿农民在种植业上有“造血能力”,这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农资市场真的可以长达十几年不涨价,甚至反而降价吗?假若农资市场真的是前景暗淡,则对于无利不起早的厂商来说,投资农资领域的欲望就会逐步消退的。让农民先富裕起来,厂家才有可能发展强大起来,否则双方都只能在“半饥饿”状态中博弈。对于农资生产厂家而言,先农民之忧而忧,后农民之乐而乐,这不能是一句口号,而应该为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不断地为农民的利益鼓与呼,让粮食价格回归理性水平(尽管许多城里人在心理上无法承受)。




5、让农民富裕起来——中国的世纪难题




有人曾经说,谁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说,在目前的农村体制条件下(分散土地经营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的非国民待遇、农产品价格的被政治化等等),对于三农问题,即使上帝恐怕也无能为力了。



许多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茅于轼和于德清等人都提出,中国内地应该减少粮食生产,鼓励粮食出口,提高粮食价格,或让非洲等第三世界为中国种粮(让中国农民当产业工人去)等经济措施或者政策。总之,让粮食价格回归到市场机制的路线上来,让耕者有其利,让种田者有利可图,而不是让种植者无偿地为城里人免费打工(低价供应粮食)。




农业人口当中,除去老弱病残之后农业劳动力的比例通常为40%~60%,即一半上下。由于农民当中外出打工和在家经商的不在少数,真实有效的全职农业劳动力人口估计不足3亿。

有报告称,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假如到了2020年,城市化率提高到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平均水平——50%,按照上述计算,考虑总人口的增长,2020年的中国农民劳动力大概和现在的3亿差不多。换句话说,耕地面积为18亿亩,农业劳动力为3亿,即每个农业劳动力要耕种6亩地。在机械化很低的情况下,这个劳动强度是十分繁重的,所以说农民很辛苦。如果3亿劳力要养活4亿老小和78亿城市人口,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是十分困难的。

另一方面,如果粮价相对价格保持不变,这3亿农民苦力肯定不愿意继续种下去。务农很辛苦,自然没有人去当农民去种地,则农业就很危险。

12年后(2020年),中国“新农民”愿意接受每月千元的种植收入,用每月千元收入去养活全家老小(至少是3口人)吗?就算届时真的有这种收入水平,还不知道新农民有几个愿意去种地?城市化稳步发展的趋势意味着农村和农业实际上对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吸引力,年轻人肯定是愿意到城里打工而不愿意在乡下种地的。眼下的粮食价格干预政策显示,粮食大幅度涨价是不可能的(官府和城里人都反对啊)。也就是说,届时粮食生产的利润空间比预期可能还要小得多,那么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像父辈那样辛苦地继续种地呢?

6、等待与希望:让粮价与国际市场接轨,让耕者有其利

作为一名学习农业经济的营销人,熊兴平也曾经思索过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各种狠招。官府补贴也许能够燃起农民一时的激情(最终是无法持续的),而且对于种植业者来说永远是杯水车薪。熊兴平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让全民都在心理上接受适当的高粮价,让粮食问题还原为一个经济问题而不要上纲上线成为政治问题,变补贴9亿农民为补贴城市里少数低收入者,因为农民永远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也许有人说,提高粮食价格,不是让城里市民生活成本上升吗?熊兴平认为,城市少数低收入者毕竟是一个小群体,我们政府可以对城市里少数低收入者进行粮食救助,例如发放购粮券等,这在技术上更可行,在经济上腐败更少,在政治上更人性化。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逐步过上“水涨船高”的生活,从心理上接受与国际水平接轨的高粮价,才能救三农于水深火热之中。“粮食危机”是一个政治阴谋,而中国现实状况是粮食严重供过于求,粮价长期走低,牺牲农民的经济利益换取城市居民的低成本生活,这不应是一个长期行为。

北极的春天,一切脆弱而令人期待。三农行业的春天,一切脆弱而令人期待。农资行业的春天,一切脆弱而令人期待。

不要让农民等待太久太久,才能让农民带着希望走下去。适当地限制种植面积,增加粮食出口,提高粮食价格,让耕者有其利,让农民自愿地种地,这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要农业问题解决好了,农资等上游企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农资市场的“虚弱”状态也就不复存在了。(熊兴平申明,本文文责自负。讨论邮箱xxingping@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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